黃春明：憑一個信念 為人生而藝術

那些已被讀者認定為小說家的人物，往往都可以文字建構一個很大的議題，或者一個想法、一種宇宙觀，並非靠三兩天追看他們的小說，就能明白的一幅偌大的心靈地圖。

這種說法假若給黃春明聽到了，他未必會贊同。因為在他心中，小說與小說家都彷彿應是自然而來的事，沒什麼建構不建構的，要是讀了、感動了、寫了，就造就了一本小說的誕生，「好的文學是能跟大眾溝通的東西。這就是我的路，為人生而藝術，為人生而文學的，為人生而寫小說的。」

為人生而藝術嗎？一個彷彿不再是這個世代會談的課題，於是我想，一切又豈如黃春明口中談及般簡單？

多條腿走路 拯救孩子心靈

很難用一個說法就把黃春明和他的藝術定位清楚。對許多人來說，他是一個小說家，1956年發表了第一篇小說〈清道夫的孩子〉，在六十年代陸續寫下了〈青番公的故事〉、〈看海的日子〉、〈兒子的大玩偶〉、〈莎喲娜啦，再見〉等關注社會小人物、貧農命運的小說，因而後來成為了台灣文學史上記載六、七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鄉土文學作家之一。正如他今年應約擔任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的駐校作家，同樣是本著作家、小說家的身份出席。

　

但更多人知道，在小說以外，黃春明有更豐富多元的藝術領域。

　

記者、編劇、廣告企劃、導演，乃至近年兒童戲劇、歌仔戲、地方戲的編導，閒時還有演會畫，幾乎數得出的藝術形式，看的畫的寫的聽的，黃春明都曾涉足。說這與社代轉變有關，無疑是一大原因，「我是個會做很多東西的人。七十年代正是台灣轉型的時候，每個人都很忙，而且大都轉看電視了。當時對小說有很大的無力感，因此我也跑去做電視，當時台灣的布偶戲很受歡迎，但內容不好，都是打打殺殺的，因此我就重新寫了一系列的偶戲；後來1973年我還做了一系列介紹台灣各行各業的紀錄片，從來沒有停過，只是藝術的形式變了。」

　

「後來我弄電影，然後又回到小說，可是近年發現我們社會對小孩子的教育是錯誤的，要他們補習、讀書，好像把他們都壓縮在一個時空小小的生產線上，都是為了考試，都把小孩子寵壞了，所以就開始弄小孩子的讀物和戲劇。」

　

明言受文學寫實傳統影響極深的黃春明，在藝術上一路走來其實都脫不了和人的關係，就記得訪問開始時他笑說少時躲在圖書館看禁書的日子，一大批左聯作家和當時蘇聯的作品，因此才早慧地對社會有了憂患意識，創作了早期如〈看海的日子〉關懷妓女困逼生活，或〈兒子的大玩偶〉反映殖民經濟剝削等揭露社會問題的作品；到了現在對社會上普遍小孩子素養下降的關注，多少顯露出如魯迅「救救孩子」般的悲憫心腸。

　

「我對小孩子做得很多，因為小孩子是我們的未來。我們寵愛小孩子，對小孩子的觀念卻錯誤了，使他們一批一批的仍沒有變好。他們現在的情況是，有物質生活而沒有精神生活，缺乏精神生活，就沒有所謂的心靈，就沒有所謂普世的價值，只有個人價值、個人想法，以及滿足個人的東西。所以我就為小孩提供戲劇，是讓小孩看得感動的戲劇，且希望看完後令大人小孩有共同的話題，甚至不是一個晚上而已，而是可以讓他們談上好幾天的話題。」黃春明說。

空氣中的哀愁 把老人放生

積極搜羅、改編地方戲，望以通俗藝術形式為大眾重新注入心靈的養份，是黃春明近年的主要工作。然而，他並沒有放下小說的行當，誠如他所說，當小說影響力轉弱的時候，他就轉到另一藝術形式上，目的全為了接觸大眾，為大眾帶來正面的影響。到了九十年代，他又重新發揮小說教育民眾的重要性，寫了一系列以老人問題為題材的小說，並在1999年出版了結集《放生》。

　

「老人家來得更勤，沒有一天不聚集在這裡反芻昔日的辛酸，慢慢地咀嚼出幾分熬過來的驕傲和嘆息。」〈現此時先生〉

　九八、九九年是黃春明寫小說的另一高峰。《放生》內收的十篇作品，由〈死去活來〉中藉寫八十九歲死去又活過來的粉娘對倫理疏離的反諷，〈售票口〉中老人為子女排隊買票所發生的種種狀況，以至〈放生〉中借老夫婦金足及阿尾之口訴說政治勢力侵害農村等故事，明顯地都把焦點放在老人問題之上。

　

「在台灣，老人問題是現在一個很重要的單元。社會高齡化，農業破產，農村的人口往都市跑去，致使都市的人年青，鄉村都剩下老人了，甚至連田都沒有人耕種了。但台灣的老人對社會絕對有很重要的貢獻，可是現在老人都被遺忘在農村中，過孤苦的生活，甚至孤零零地死去。可是我不能說是子女不孝，而是根本無辦法跟父母生活在一起，老人也不習慣在都市生活。」

　

「因為都市的生活不同了，已經無辦法容納從前三代同堂的情況。以前是家庭產業，一家人都種這一塊田。現在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都成了個人產業。台灣的社會結構已經改變，老人被冷落，而政府也沒有好好實施政策，所以我把老人的孤苦化成小說題材，跟以前寫的小說一樣，為了表達這些貧苦農民都有很令人尊敬的人格，比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更了不起。」

　
這是黃春明再次對社會問題直截了當的書寫，我們身在其中，處處發現高度的人文關懷，教人著驚也教人慚愧，僅僅就文學而言，有多少年沒看過如此情感溫熱的寫實小說？而由小說直面人生，這幾年社會給我們的感覺，無疑，真的很冷，如是到達小說中的絕望處，幸而這往往也是黃春明小說令讀者破涕為笑之時。以文學救濟人生，黃春明直言是唯一的出路，為人生而藝術。

棄絕主義 寫實人生

時代轉移，台灣文學界於八、九十年代也進入了西方文學思潮風氣雲湧的時期。黃春明憶述，當女性主義在文學研究上流行的一段期間，曾有學者將〈看海的日子〉重新拿出來，說白梅這妓女角色是侮辱女性的寫法，這於黃春明來說是不甘的。他指出，現在學院派都用很多的理論來解讀文學作品，小說闡釋權都落在研究身上，無辦法回歸到大眾讀小說的人身上。但黃春明認為，小說就是用來跟大眾溝通的工具，就是將自己的感動，也跟讀者分享，但寫作的原初，卻不是因為讀了哪門文學理論而把它強加在文章裡頭，道理正如就像「人不懂營養，但總會懂得食」。

　

因此，他近年在台灣各所大學教授寫作，以至今次來香港參與工作坊，都不旨在教授文學理論，又或寫作的技藝，而是強調生活經驗的重要性。

　

「寫作就是，我自己覺得有一些感動的東西要寫，我就去寫。寫作要有材料，所以要閱讀，要有生活的經驗。在學校時老師教寫文章，就是用標點、造句，從頭到尾將句子寫成一段文字的過程。可是，要寫什麼？有沒有東西可以寫？這些問題更加重要。有些為藝術而藝術的人，認為寫出來就是作品，看不明是讀者的事。而我是為人生而藝術的，要跟大眾連一起，要大眾喜歡看，看得明白。因為文學作品就是為提升大眾的素養，大眾的素養好，社會就不同了。」

　

「我現在就是要講一個理念：為人生而藝術，為人生從事文學，為人生創作，這個理念是最重要。小說的讀者也好，創作小說的也好，小說就是寫人生的東西，但現在人跟人的關係已經愈來愈遠，我就要把它拉回來，因為所有有價值的文學要有人文關懷才有流行下去的意義。」

　

多閱讀、多經驗，為人生而藝術，聽起來再簡單不過的事情，但我很猶豫，在這個消費主義物慾縱橫的年頭，又談何容易？不過有一點可肯定，就是黃春明對他的這個理念，也將是此志不渝的，並且通過文字及其他不同的藝術形式將此承傳下去。

（原文刊登於2009年3月9日《文匯報‧讀書人》）

白先勇：悲憫人情 樹猶如此

中學時有必讀課文〈驀然回首〉，白先勇在文章的結尾處寫道：「去國日久，對自己的文化鄉愁日深，於是便開始了《紐約客》，以及稍後的《台北人》。」

　

文化鄉愁，白先勇大半生創作下離不開的母題，甚至到2003年轉而籌辦崑曲青春版〈牡丹亭〉，以及將於本月上演的〈玉簪記〉，白先勇說，都是為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保存以及對年輕一代教育。

　

最近因香港電台推出傑出華人系列，白先勇正是其中一員，加上來港宣傳崑曲，記者有機會與他見面。一行人起初戰戰兢兢，直至見到大家口中的白老師，他紅粉緋緋的臉笑了，我們也笑了。

訪問白先勇前，記者除了重讀他的作品，還得細看一遍他的「寫作年表」─白先勇於1952年首次投稿 《野風》雜誌，屈指一算，五十六年，半個多世紀了。如此龐大的年歷，應從何處問起？也許創作小說的人都懂得打開話匣子，尤其是白先勇，「就從《玉簪記》說 起吧」，一談崑曲就興味盎然。

良辰美景奈何天：崑曲的艱辛路途

對白先勇來說，2003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由作家身份改變成為「崑曲的傳教士」，青春版《牡丹亭》連開一百六十多場，兩岸四地，無論歐亞、美洲都幾乎場場爆滿，無疑是崑曲史上的一次奇蹟。

　

《牡丹亭》得到了空前的成功，但白先勇直言崑曲的情況依然相當危急，亦因此造就了《玉簪記》的誕 生。「我認為現在崑曲最重要的就是傳承。崑曲這門表演藝術極難，倚靠口傳身授，所以不傳下來，就會有斷層的危險。老師的絕活必須傳承下來，《牡丹亭》時是 汪世瑜及張繼青，而《玉簪記》則是岳美緹、華文漪的絕活，他們的版本美得不得了，一定要傳下來。」「《玉簪記》本身也是崑曲中的經典：它第一詞美，第二音 樂美，雖然規模不及《牡丹亭》，但它卻是精闢而典雅，而且極重於表演，講述道姑與書生之間衝破世俗規範的愛情故事。」白先勇說。

　

2001年，聯合國宣佈崑曲列入「人類口述非物質文化遺產」，過後，得白先勇身體力行大力提倡，崑 曲在國際間終於獲得關注。讀外文出身的白先勇常以莎士比亞的劇作與崑曲相比，莎劇為西方經典，也是外國教育中的必讀教材；而崑曲，雖是中國傳統獨有的表演 藝術，卻一直未被關注，因此白先勇一再重申，中國人有責任保護自己的文化瑰寶，不讓崑曲失傳。

　

然而談傳承，除了師傅、徒弟間的口傳身授外，白先勇更提出了觀眾傳承的重要，「現在看崑曲的多是 六、七十歲的老觀眾，但觀眾也必須傳承。觀眾跟演員的關係就如水跟魚，沒有好的清水，魚不可能有生命。缺乏活力，無論觀眾和演員都『演』不下去。所以現在 辦崑曲的最大目標就是要吸引年輕觀眾，在文化角度而言，崑曲需要年輕觀眾，年輕觀眾也需要崑曲這古典課目。」

飛入尋常百姓家：年輕一代的情感教育

2003年青春版《牡丹亭》推出，所以謂之「青春」，就是希望扭轉年輕一輩以為崑曲老舊的刻板印象，能夠放下成見，入場欣賞這中國傳統的美學經典。結果當年在香港上演三天，一票難求，一方面肯定了崑曲的魅力，也見證了年輕人對崑曲的青睞。

　

「崑曲嘛，愛情題材是特別的多，所謂『十部傳奇九相思』，崑曲說的就是愛情。現在正經八百的題材很 難令人接受，反而愛情是universal（普世）的，所有人都能接受。」白先勇認為，崑曲談情，但不只是愛情，也有親情和其他情感的表達，說到底就是人 生的底子，普遍情的存在。

　

除了具備對年輕人進行情感教化的作用外，白先勇指出崑曲更是建立華人文化身份的（cultural identity）的重要工具。「現在華人社會中的年輕人，在香港的也好，在台灣、內地的也好，文化認同都走在十字路口上。因此我們如今提倡崑曲可謂適逢 其時。在這文化激烈衝擊的時侯，崑曲的出現令許多年輕人都受到一次極大的Culture shock （文化震盪），他們重新認識到中國傳統的表演方式、美學，而這些不是莎劇、不是西方的產物，而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東西。」

　

白先勇憶述《牡丹亭》在英國巡迴演出時，不少華人學生看畢淚流滿面，甚至許多外國人都哭了，不過他 認為兩者的眼淚是完全不同的：他說，華人學生哭，是因為被傳統藝術喚起了高昂的民族情緒，外國學生哭，是被劇本的愛情故事以及優美流麗的表演形式所感動， 不過都同時說明了崑曲能夠在年輕一輩的心靈植根，逐漸擴闊承傳的空間及可能性。

驀然回首：最愛還是文學

記得劉俊在撰寫〈白先勇傳〉時曾提及過：「白先勇先生在他的作品中所內蘊的悲憫情懷之所以能打動別人並引發出別人的悲憫之心，基本上可肯定的是源自他的愛心─對社會、對人生、對人深沉、執著和毫無保留的愛。」

　

由文學創作乃至崑曲推廣，記者想，應如何理解白先勇的這份「悲憫之心」？也許是知識份子的道德責任感，也許是對歷史的承擔，也許縮得更小，是出於對人情普遍的關顧，無論如何都是毫不吝嗇為著社會─更確切一點，是為著中華文化的承傳與展現而設想。

　

然後再由崑曲回到文學創作，我們關心的可能更在於白先勇的創作。談到文學，白先勇沒有談崑曲時的高亢興奮，斬釘截鐵頭一句便說，「文學基本上是非常孤獨的路，不需要別人干擾，別人也幫不上忙。」

　

早年台灣推出了《白先勇全集》，不過自投身推廣崑曲以來，已少見白先勇的文章發表。但從訪問的對話 中，明顯文學始終才是白先勇的終生職業。「寫作是我一生中最高的追求，而崑曲則是一種使命感，算是一份工作吧。但崑曲不是我的終點，也許是一份part time，我只是為後人開一條路。」白先勇說。

　

白先勇笑說他最嚮往的生活是靜靜的躲在房間內寫作，後來因要推廣崑曲，就必須四處出面跟人打交道， 對此白先勇雖不甚情願，但還是做下去。不過，到如今崑曲事業穩定了下來，白先勇直言他又會回到文學的領域上，如為父親寫的《白崇禧傳》，白先勇便笑說不能 把父親拖得太久，也完成了大概五分之四了。

　

以崑曲面向世界，從前更是《現代》文學雜誌的創辦人，奠定了台灣現代文學的基礎。然而在白先勇心 中，文學始終是個人的事。「文學是我自己的，讓我發揮自己最大的潛能，如我的文學觀、寫作技巧等。一直以來，我都把文學當成至高無上的藝術來看，而文學最 重要的就是情感教育，教育人怎樣去了解人性，怎樣去了解人生。」 

人生七十古來稀。走過了七十多個寒暑，白先勇始終與自己鍾愛的文學藝術一路同行，其中的滄桑況味、悲憫情懷，或許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原文列登於2008年11月12日《文匯報‧人物》）

在《最遙遠的距離》重新去愛

不得不用這老套卻經典的開場：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卻不知道我愛你。

　

然而，《最遙遠的距離》並不是一個有關暗戀的故事。三段故事，三個主角，他們都已然走到了愛情的盡頭，可笑的是以為到達了，方惘然發覺，原來愛情從沒來過，又或早已無端消退。與愛人站得最近，卻為什麼不是愛情了？

　

精神病醫師阿才（賈孝國飾）可以用專業的心理分析道出病人因外遇而經歷的各種傷痛，甚至教病人以扮 演重新在情傷中活過來，卻發現最無可救藥的是困在離婚經歷中的自己。錄音師小湯（莫子儀飾）以為生命全為女友雅築而活，雅築卻突然提出結束多年的感情。小 湯以為憑藉到台東各地所錄製的「福爾摩沙之音」重新打動女友，卻不知雅築早已搬離舊居；剛搬到新居的小雲（桂綸鎂飾）苦於一份了無生氣的工作及一段毫無出 路的三角戀情，她開始明白自己從沒在這份愛情中得到過什麼，同時遠方寄來了一盒「福爾摩沙之音」，為她死寂的心靈帶來了絲毫慰藉。

　

靠得太近，只好把自己放逐到最遠的境外。阿才決定放低醫師的工作到台東尋找多年不見的愛人，途中遇 上了獨自遊歷的小湯；小雲在一段段錄音中重燃起心靈的火花，一心循著錄音中留下的線索，尋找為自己帶來快樂的陌生男子小湯；小湯在阿才的治療下決定結束錄 音之旅，走在島嶼最南方的海灘略有所思，不知道海灘上的女子正是一直收聽錄影音並在尋找自己的小雲。

　

三人淡淡交會而過，他們都各自回到了所有關係的原點──獨自上路。然而獨處並不同於孤獨，遠離說到 底才是真正的自我救贖，在離愛情最遙遠的地方，才能真真正正觀望到愛情的全貌；或是，才能最清楚可以談一場還有自己的戀愛。要不然，陷落在一段關係之中， 也如小雲所說，就算再親密的身體接觸，都不能填補心中的那片空缺。

　

遠和近，與其說是實際的量度單位，不如理解成一種相處的狀態，《最遙遠的距離》大概有著這一點點的哲學味道，所以以一句頗令人感動的歌詞作結：「我存在／在我的存在／所以明白所以離開／所以不再為愛而愛／自己存在在你之外。 

（原文刊登於2008年8月17日《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