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情史──讀《台北爸爸‧紐約媽媽》

 

 

初次接觸陳俊志的是他的短片作品，《沿海岸線徵友》，把鯨向海的詩化為一幕幕男同志的耽美情事，矯健的胴體在螢幕上來回穿梭，很豔，很Sex appeal。後來才知道他是著名的紀錄片導演，《沿》片之前已拍過不少同志議題的影視作品，又曾在三次在電視節目上跟李敖辯論同性戀的經驗，在「圈子」裡早已享負盛名。如果說香港有「明哥」，台灣更早一點就有他，「琪姐」，他在臉書自稱。

難得的是他不只能拍、能辯，更能寫。2007年，陳俊志的家族史寫作計劃獲北台文學獎寫作年金首獎。爾後他開始重新整理長久以來的家族歷史文獻，例如書信、相片，當然，也包括他的童年記憶、成長烙印及當年未及處理的心靈創傷。耗費五年時間，他終於寫就這本把個人以至家族經驗赤裸裸公諸於世的《台北爸爸，紐約媽媽》。

 

深挖家族記憶　凝視哀痛童年　

如何才算得上一種赤裸裸的自我披露？如果從寫作傳統來說， 日本的「私小說」固然是當中的典範。近年台灣小說界也有不少相類的作品，作家們都紛紛把家族經驗搬上桌面，供世人參閱，形成一陣所謂家史書寫的風潮。只不過無論「私」還是「家史」，「小說」終究才是關鍵，這亦成為一眾寫手在作品面世後足以推卻倫理責任的最後防線。這種刻意修飾的剖白，說穿了仍是一襲裸色的緊身衣，把寫作者貼身保護。然而小說卻非陳俊志寫作的終點。《台北爸爸‧紐約媽媽》由始至終是一部「懺悔告白式」（詹宏志語）的自傳作品，換句話說，不論書中如何充斥著文學性得過分的寫作呈現（人稱轉換？內心讀白？），所指涉的依然是作者在人生旅途上的真實經驗，一次無法（意）逆轉的、血淋淋的自揭瘡疤。

 

這樣來看，我們才能切切實實去感受此書帶來的衝擊和震撼。

陳俊志的故事從童年說起。1970年代初，他的父親開設了全台灣首家彩色沖印公司，一夕之間登上事業巔峰，財富名聲接踵而至，豔的女人亦蜂擁而來。一如通俗劇的後續發展，父親因外遇而與母親關係破裂，屋漏偏逢連夜雨，沖印企業又遭遇石油危機的波及宣告倒閉，由於欠下巨額貸款，父母不得不匆匆逃往美國，留下家中年幼的姐弟四人。過後，陳俊志與姐姐逼著寄人籬下，姐姐也開始了跟姐妹淘在台北遊離浪蕩的生活。1984年，陳俊志就讀國中二年級，父親終於得從美國回流返台，同年姐姐因吸食過多紅中白板猝然離世，成為家族最先離去的一個，停留在永遠的十九歲…….

父母離異，兄弟訣別，不期然令人聯想起《孽子》的阿青，以及那群活在黑暗王國的青春鳥，他們充滿哀痛的童年。不經一番寒徹骨。但家的破碎畢竟只是起點，倒海翻波的激越情事才是每段同志敘述中最扣人心弦的部份。

你鋒芒而來  我將粉身而去

在「電影院裡的少年」裡，陳俊志紀錄了兩段私秘情事：阿明與老羅，兩個令他刻骨銘心卻都無法同偕到老的男人。「我在電影院裡回到了宜蘭金六結，一心等待阿明來看我。他帶了很多食物來，兩個男生一起到廁所也不會令人起疑，他溫柔地對我做愛。然後，他告訴我他要結婚了。」愛人結婚，新娘永不是我，這無非是對同志殘忍至極的成人禮，淒淒慘慘戚戚。

但阿明一役卻仍遠及不及跟老羅的一段來得駭人聽聞。

 

在第二章裡我們最先得知陳俊志與老羅的衝突源自一場又一場的「家暴」。「那一次吵得極凶，互不相讓，他到把他勸架的朋友推出去，鎖起門開始揍我。他的朋友在朋友一聲聲喊著，他的拳頭裹是揮下來﹝……﹞終於，他施暴的頻率讓我害怕到，苦苦哀求的很T的女性朋友住到我家客廳保護我，確定他沒有把我殺掉。」然而直至全書最後一節，真正的殘酷真相才正式曝光：那一年，陳俊志幾經辛苦把老羅申請到美國相會，旅途中，愛人搭上了一個女生，不是別人，正是陳俊志的親妹妹Rose。

小說情節般的出賣與背叛。在往後漫長的一段歲月裡，陳俊志跟妹妹一度斷絕來往，也是繼向父親出櫃後，再次與至親作別，「在分離的世界，孤獨的跳著單人舞。」

回家路上

但文字世界裡離散人生，即使再崎嶇、再血肉模糊，回家的情節總是必不可少。陳俊志的又豈會例外？如此峰迴路轉的生命歷程，我並不意外，父親的一幀遺照──台灣第一代暗房師傅、台灣第一家彩色沖印公司的創辦人，為自己拍下的遺照──成就了他的歸途。

「我跟著爸爸進去，不知道他要跟我講什麼。爸爸指著他臥房牆上的照片跟我說，他的照片已經準備好了，到時候就用這張照片﹝……﹞我問父親自己一個人去拍的嗎？他說是啊。我想著爸爸自己一個人決定去拍下遺照的心情，我難受到講不出話來，只一直想著，我快要沒有父親了，爸爸就要走了，我就要是一個無父之人。」就在鄉下老家，父子二人，最後的和解。

「每個家都有重新團圓的時刻，但我們家卻從來沒有一天能夠重逢。」是的，陳俊志的爸爸終於接受他的同志身份，他跟妹妹的關係也比從前更親，但他的家終究沒有團圓，台北爸爸，紐約媽媽，還有散諸各處的家族成員。面對在滿目瘡痍的前塵，毫無保留的掏心掏肺，這正是陳俊志坦承得叫人心酸的地方，也是他坦承得教人可敬的地方。他的的勇氣，他的推心置腹，為當代華人世界的同志／自傳書寫劃下了精彩的一筆。

（原文刊登於2013年2月16日《信報‧開卷偶拾》）

 

 

                                    （我必須說，很sex appel說的是他，吳慷仁。）

（陳俊志Ｘ鯨向海　＝　詩與影像的對話）

 

 

賴香吟：駛過無風帶幸存者

  記得福克納曾這樣說過，內在自我衝突是使優秀文學作品成立的必要條件，內在自我衝突也是唯一值得書寫的對象。換句話說，他相信文學的價值在於處理人內在的各種糾結、張力；同時他亦相信，當面對人生各種痛苦、困惑，人可以（甚或必須）依靠文學，在文學裏尋得慰藉。

台灣作家賴香吟醞釀經年推出的《其後》正是一部將死亡、人生與寫作交織起來的自傳體式作品，當中觸及面對好友突然離世如何憑藉書寫走出陰霾的課題，值得愛好文學創作的讀者細味、思考。

認識賴香吟的讀者都會知道她在台灣文壇上的幾重身份：她創作，曾獲得聯合文學新人獎，著有小說集和專欄散文結集；她翻譯，譯有日文學術書《蔣經國與李登輝》、日文小說集《日蝕》等；還有一個更為人關注、熟悉的身份：作家邱妙津的摯友，以及其遺稿的保管、處理、出版人。1995年邱妙津在法國用利器自戕，離世前把手稿與筆記交付賴香吟處置。不久後，邱妙津生前未發表的兩部小說《寂寞的群眾》與《蒙馬特遺書》相繼推出；歷經長達十三年的編輯工作，二冊《邱妙津日記》亦終於2007年出版。

時光荏苒，當不少讀者以為邱妙津的文學考掘終究完成，有關邱、賴二人的餘話也隨着《日記》的面世而告一段落，後者卻在沉寂數載後交出的長篇《其後》中以幾近自白的方式向讀者訴說：這些年來艱苦的寫作行旅，屬於自己掙扎於生命邊緣的故事，其實在好友驟然離席後方正式開始。

甜蜜的負荷

閱讀自傳體小說的過程總少不免適時的「對號入座」，看書中那段情節與作家生平吻合，從而獲得發現箇中幽微的興味。《其後》卻是少數自況色彩濃烈得幾近「自傳」（當然仍得撇開自傳也存在虛構的討論）的自傳體小說，幾乎只要把小說中的主角「五月」改成邱妙津，就可視為賴香吟為紀錄與友人近二十年相處時光寫下的傳記。以〈那一天〉一章為分界線，小說前部分交代的正是二人早年相交的生活片段。賴香吟與邱妙津識於微時，在台大讀書時是相交相知的戰友，後來二人各自奔赴東京與法國就學仍時有聯繫，直至邱妙津於法國自殺，賴香吟承擔着無法勸阻朋友求死的哀痛的自責，自此掉進死亡的黑洞內。

好友的突然離去無疑對賴香吟造成極大的創傷，而邱妙津卻又何其殘忍，將最後的任務──自己遺下的手稿與筆記──交託於賴香吟，要她承繼那些自稱為「愛的禮物」的遺產，一次又一次的衝擊迫使賴香吟必須放棄自己的人生規劃，包括修讀博士學位的打算，以及寫作的意志。甚至回台灣後，賴香吟依然無法投入正常的生活。她開始閱讀不同的心理書籍，也開始跟心理師DC面診，嘗試逃脫「破碎」的生活狀態。然而，事情帶來的創傷卻遠遠超越她心靈所能負荷的重量，「是的，回想起來，從事情發生之前以及其後，我都沒有與人談過這樁死亡。即便出現請假、中退、回國、就職種種失序，我就是沒有對人坦白內心來自五月的衝擊。」

向生的動力

無法用言語表達對死者的感受，「其後」表面上所指涉的大抵就是摯友離世後的一段艱難時期。然而，正如賴香吟「代後記」中所寫：「這並不是一本關於五月的書，而是關於我自己，其後與幸存之書。」因此在「其後」之後，作家一路走來如何克服死亡的陰影和情感的創傷，才是小說最關鍵的命題。

十年時間過去，作家一直生活在停擺的時空裏，卻無改周遭人生命依然如流水般潺潺流走的事實。有同樣敵不過世俗沖刷的，如年近七十小說家前輩的愛兒，便在雙親健在的情況下先行退場（小說並沒詳細說明逝者所謂何人，卻不難令人聯想起跟邱妙津同樣選擇自戕離世的年輕作家、黃春明的次子黃國峻）。當然也有敵不過生老病死的，例如邱妙津的，以及自己的父親。兩種截然不同告別世人的方法，同樣的結果，最令她驚詫的是父親們面對死亡時的堅毅與平和。

縱使愛兒早逝，老作家的寫作生命卻並無因此停頓下來，他「繼續寫作、帶戲、推活動，對任何樸素善良的人維持着熱情的招呼」；乃至於好友的父親，在生前最後一段日子裏，當參觀放滿愛女作品的展示場館時，竟能走近櫥窗，神情專心地逐一看着愛女寫在亡故以前的小說結集。

父親們直面死亡的勇氣，讓她重新獲得了向生的動力；父親的離去，亦使她終於明白死亡的底蘊：「死亡勝利了。我哭個不停。將以前沒有哭出來的淚水，放縱地一次流乾。同時，我們也和解了，死亡讓我看到了它的面目，彷彿這麼長的爭戰，就是要教我這頑劣分子，無論如何，它是注定要贏的。」

在無風帶起航
時間如此真實，真實如此短暫。當一切事過境遷，終能提起勇氣凝視自己內心的苦痛，既然無法言語，賴香吟便回到寫作的頭上，讓文字成為幸存的憑證。

她用李維史托在《憂鬱的熱帶》中所寫的一段做為《其後》的「代後記」命題：「生手的天真」，意謂自己如何帶着生手的熱情，重新拾起存活的生趣。在那段漫長的停擺（心理師DC的形容）歲月中，她不但主動斷絕了與外間的聯繫，更否定了書寫的價值，幾乎中斷了編輯好友《日記》以外的所有文字工作。最後她回到生命的原點，她寫，她以李維的旅行為喻：在登陸新世界之前，探險家都必須踏進那鬱悶的無風帶。帆布下垂，停滯不前。但卻不必懼怕，因為那些在無風帶發生的故事，將不會重複，也無可替代，除非徹底失憶，不然只能面對並試着理解。而若尋找到一種能向別人說明一切的語言，如寫作，停歇的船舷將能轉身向南，開往赤道的另一邊，往新世界出發。

「我討厭煽情，我恨傷痕文學，但我卻在這本書裏寫到了傷痕。我不相信書寫治療……書寫不是治療，治療的路程已有之前走過，我耗費了多少光陰，治療也未必痊癒，痊癒也未必是原來那個人。某位寫作同業說得比較準：書寫不能治療，那是本身要好才能書寫，那是痊癒之前的一個大口呼吸。」

是故《其後》不單是一本幸存之書，也是作家歷經一段漫長寫作認同之旅，從否定、摒棄書寫回到寫作，肯定文學聊以慰藉心靈的書冊。

（原文刊登於2012年12月15日《信報‧開卷偶拾》）

凝視，在生活的另一端

面對社會發生的種種問題，有人選擇不置可否、充耳不聞，每天如常沉溺於燈紅酒綠、聲色犬馬，追求無知的幸福；亦有人甘於投身各式各樣的紛擾之中，時時刻刻準備在亂世中衝鋒陷陣，一心堅守立場，捍衛公義，久而久之卻難免身陷山中迷障，難以撥開迷霧準確拋出投槍與匕首。

活於其外還是生活其中，二擇其一，顯然都難以令人滿意。

於是胡晴舫就在「旅人」以後交出一個新的角色──「第三人」，站在生活的另一端，寫下立論精闢犀利的社會考察文章。

出生於台北，於美國修讀碩士課程，後來在香港生活近十年之久，同時因工作緣故不時在上海和北京暫居，直至2010年又移居東京，長年穿梭往來於不同的城市，使得胡晴舫一直以來都可以旅人的流離眼看待別人、自己與社會的交流和互動。轉眼十多年，胡晴舫依舊無止盡遊移於不同的邊界，旅人身分從未改變，越界審視世情的積累更讓作者進一步為自身定位，而她本人正是新作書名《第三人》所指陳的對象。《第三人》概念其實源自英國小說家雷安‧格林（Graham Greene）的同名劇作，劇中男主角尖銳地挑戰了常人的道德標準，對社會道德界線問題提出了深刻的反思。胡晴舫以此自勉，並借由一系列橫跨不同社會議題的文章實踐自己的道德訴求：「道德不是習慣，而是不放棄省思的堅持」，而《第三人》正是作者不斷自省，並自覺在各種既定框架以外檢視事件內部道德運作的集大成之作。

揭示台灣「孤島情結」

全書分成七大部份，首章探討台灣在全球化壓力下的社會發展，繼而就金錢、環境、都市、世代、社會資訊五大課題展開討論，最後以思考現代人普遍心靈孤寂問題的文章作結。在各個部份裡，胡晴舫都堅持從客觀的角度切入，發掘不為常人注意甚或人們選擇視而不見的課題，並以冷靜的筆觸點出問題的癥結所在，為讀者提供重新思考的空間。以第一部份「島嶼」為例，胡晴舫率先把目光投向其「原鄉」台灣的社會價值問題。她認為台灣的島國特性、歷史底蘊與民主政制原本應為本國帶來許多發展的優勢，然而綜觀近年國人的表現，卻大多呈現一種被邊緣化的恐懼，究其原因，即台灣人無法在本土論述與全球化運動的頡頏交鋒中擺脫一種自甘留守孤島的情意結。她指出，台灣人表面上抗拒外來文化對本土文化的衝擊，但「每當台灣電影在海外得獎……台灣品牌外銷各地、台灣晶圓廠訂單增高時，台灣人又統統把他們對全球化運動的敵意忘得精光」；台灣人口頭上質疑強權國家，事實上卻對中、美等國的社會事務都興趣缺缺，所謂的「國際視野」亦僅及印度、韓國等亞洲國家，更遑論在簽證與移民政策上只鼓勵本國人民外走，對外地專才的輸入卻諸多限制，凡此種種都展示了台灣人全然劃地自限的狹隘心理。胡晴舫擔憂若情況不改善，「如果台灣堅持做一個遺忘了世界的小島，那麼，遲早，世界也會遺忘了我們。」

關注普世性環保議題

作者接下來的討論由台灣土本拓展至世界性的環保議題。「環境」中共輯錄了五篇文章，其中四篇都與九十年代以來提出的「可持續性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議題密切相關，如在〈幸福垃圾十萬年〉中，胡晴舫就從日本福島核災事件說起，直指全球各地都以「眼不見、心不念」的態度看待核能發電對地球的禍害，實質就是毫無愧疚的將今人所種的禍根留給後人承受。除此以外，書中羅列「當代人活得沒有良心」的事情還包括為求滿足口腹之欲促發食物資源的快速耗損與質變，以及為擴展都市範圍而破壞歷史悠久的自然景觀等。過度都市化引發的負面影響或以無法修補，「環境」系列文章無疑寄望讀者能正視箇中問題，愈發珍視生活其中的家園與土地，努力達成人造自然與地球自然的互補與共存。

書寫都市感性

因長年在大城市裡居住，都市生活本來就是胡晴舫念茲在茲的寫作課題，《第三人》中當然亦有不少相關的文章。「都市」部份紀錄了作者在東京、巴黎、台北、高雄、香港甚至澳門等地的行旅與感受，觸及藝術、建築、都市重建、古蹟保育、觀光以至災後（在日本發生的地震）人民反應等話題，足見她對各地人事的細緻觀察。而在眾多篇章中，又以借王家衛電影評價港人抗拒記憶特性的〈再看一眼，一眼就要不見了〉最為耐讀。從〈再看〉一文來看，胡晴舫應是王家衛電影的影迷，從《阿飛正傳》、《旺角卡門》到《2046》等等她都如數家珍。在她看來，王家衛鏡頭下零星的街景，一晃而過的路人，渴望出走又苦無去路的人生，正正是香港與港人最真實的呈現。「每個住在香港的人都想忘記，每個離開了香港的人都只記得。於是他們朝記憶急起直追了過去」，胡晴舫以極感性的筆觸寫下她這些年來的觀影經驗，同時這無非也是她對香港這座城市最深層的感受。

事實上，書中還有不少見解獨到的文章，例如探討老年與青年勞動人口衝突問題的〈世代正義〉、借華裔美國人蔡美兒「虎媽事件」抨擊菁英教育弊病的〈虎媽鷹父大評比〉、討論網路媒體取代紙面媒體的〈人人看新聞不讀新聞的年代〉，都是與一般讀者息息相關的社會議題；又例如從個別網路揭發弊案事件議論網路霸權、道德公審等問題的〈網路糾察隊〉，香港讀者或可就此文章對早前發生的「港女500」事件作一反思。

閱畢全書文章，讀者應可得見胡晴舫做為「第三人」的苦心──她旁敲側擊，卻從不就問題提供完滿的解決方案，其目的就是希望為讀者提供更廣闊思考空間，讓我們能在不斷的思辯中洞悉事情背後的複雜性，從而更合理地調整個人的道德價值取向。因她堅信，唯有不停歇的思考，才是在混沌之世安身立命的不二法門。

（原文刊於2012年12月1日《信報‧開卷偶拾》；副標題經編輯修改） 

憤怒‧抗爭‧吶喊──讀《熔爐》

在寂靜之中閱讀《熔爐》，我驟然回想起初次觀看《月黑高飛》（The Shawshank Redemption）那個心情躁動的午夜：主角因法官錯判入獄，難得找到證人又因貪官迫害無法如願上訴，不公的事情接續而至，奈何法律卻無法伸張正義，就這樣主角在監獄內足足虛度了十九年青春年華。事實上電影並非旨在探討法制漏洞或貪官勾結等問題，但眼見故事對於公義喪失的種種描述，還是令人會設身處地去想：假若法律無法捍衛正義，法治的價值何在？我們能安然在公義淪喪的社會中生活／存嗎？事隔多年，當我翻著祝枝泳的《熔爐》，許許多多相關的問題再次在我腦海湧現，連帶著一團不可遏抑的怒火。

迷霧中的火花

整個故事的源起可追溯至2008年的一則審判報道：原於年前被裁定性侵犯學生的校長和學校行政人員，因為上訴成功而分別得以緩刑及獲釋。就在法官發表判詞的同時，記者寫下了這樣的一段：「被告判處輕刑，並得以緩刑，翻譯成手語的瞬間，法庭內充滿了聽覺障礙人士發出的驚呼聲。」正正因為讀到這一段文字，祝枝泳開始接觸接觸事件的受害兒童，並跟他們一起生活，聆聽他們的遭遇，並把所聽所聞寫成虛實交融的小說，希望藉此引起社會對性侵犯兒童法制漏洞的關注，以及揭示本土組織維護身障人權的重重困境。

小說圍繞由首爾遷往事發地點霧津擔任教師的姜仁浩發展，並且在開首已營造出充滿迷障的氛圍：以霧的意象襯托城內人事的幽深詭秘。在一場濃霧之中，姜仁浩抵達遠處偏僻的特殊教育學院慈愛學院，而在他到埗之前數天，學校接連有學生喪生。資深教職員著朴慶哲老師著姜仁浩免理閑事，並「教育」他聽障人士嗜好說謊，不應隨便相信學生的說話。然而，當姜仁浩日復日接觸班上的學生，他開始發現學生身上總有著莫名的傷痕；一次到宿舍探訪，他更驚訝的看到宿舍生活導師潤慈愛正強行把女學生金研豆的手放到正在攪動的洗衣機中。學生慘遭虐待，身為老師理應挺身而出。作者此時巧妙地安排了一個心理轉折：因失業之故遠走霧津的姜仁浩，究竟應該安分守己，視而不見？還是勇敢的站出來，為殘障的弱者發聲？

站在作者的寫作立場來想，結果呼之欲出：由憤怒點燃的正義之火在迷霧中萌發，姜仁浩決定聯同大學學姐、霧津人權運動中心的全職幹事徐幼真舉報教職員的劣行。但當二人愈發深究事情始末，漸漸發現慈愛學院教職員的劣行遠不只於虐打學生，同時更揭露了一個令人目不忍暏的真相：校長、行政室長與生活輔導老師長期性侵犯學生。

沉默與聲響

小說由此轉入核心。三名學生在姜、徐兩人的保護下說出被侵犯的經歷和細節。有別於一般偵案情節，孔枝泳沒有花太多的篇幅在成年人的偵探過程，反而

聚焦於受害人的「言說」部份──仔細描述三個受害孩童用手語披露受毒打與強姦的過程，強化揭穿事件內幕的震撼性與現場感。學院高層的醜陋罪行見光，然而發現的過程只是深陷罪惡熔爐的第一步：校長和行政室長跟霧津上流社會、政務機關的重要官員以至地方警察有著緊密的聯繫。教育機關的獎學官推卸責任，不願干涉事件；宗教組織又以被告的優厚背景為其德行護航，甚至指責聽障學生主動方誘惑師長；地方警察則為被告提供各種有利勝訴的辦法；婦科醫生就學生傷勢修改證詞；更重要的是，由於韓國法律界有所謂「官前禮遇」（轉職的檢查官，在轉任律師開業後，第一宗訴訟會給予布利判決的待遇）的潛規則，辯方律師較檢控方擁有更大的優勢。各方人物為保有既定利益一面倒傾向學院高層，同時間，姜仁浩多年前的師生戀情亦被支持學院的地方團體揭發。在各種不利因素之下，情況急轉直下。

我沒看過《熔爐》的改編電影《無聲吶喊》，但據說電影刻意突出了學童金妍豆上庭作證的一幕，而這一個情節在原書中實有關鍵的作用。在《熔爐》中，由於校長和行政室長為攣生兄弟，辯方律師向金妍豆提出認證被告的要求，理由是「兩個人當中的一個人可能是無辜的」。正當姜仁浩一等人苦無對策之際，金妍兒走近兩個被告，並在重複了幾次激烈的手語後，指出神情閃避並懂得手語的正是每次犯罪過後以手語要脅自己的罪犯。金妍兒的獨力抗爭跟前文所述社會各界的同謀行為構成了強烈的文本張力：正如小說中資格老到的檢察官所說：「沉默的卡特爾，這是本案的核心。」所謂「沉默的卡特爾」，亦即社會各界為保存既定利益的共同串謀行為。而案件的主要受害人──三個聽障兒童──本來就因為先天性缺憾無法發聲（因聽障者多無法正常講話），在這「雙重沉默」的情況之下，整場訴訟看似毫無勝算。但正因為金妍豆的機智，原先的劣勢得以挽回。

小說中，學院校長、行政室長和生活輔導老師皆被判有罪，前二者卻都因為長期貢獻社會得以緩刑。

從抗爭到收成

事件在現實中卻出奇地比小說有更戲劇性的發展。2011年，導演黃東赫把《熔爐》改編成電影《無聲吶喊》，英文定名Silenced，意謂「被消音的一群」。電影上映後廣受韓國民眾歡迎，在一片吶喊聲中，政府亦重新審理原來發生於光州聾啞學校的案件。經過反覆審理和考慮，裁定原被告須加刑十二年，而韓國國會也終於通過了《性侵犯防止修訂案》（又名「熔爐法」），提高了懲罰的最高年限，進一步保障兒童的權益。

回看《熔爐》原書的結尾，祝枝泳其實並沒有作出任何成功的預示，也沒有給出一個令讀者心情得以平息的結局。小說尾聲，姜仁浩在家庭與社會輿論壓力底下放棄抗爭，毅然帶同妻女離開霧津。半年之後，他收到了徐幼真的來信，得悉案件受害學童已有安頓的地方，然而上訴無門，罪犯依舊未有得到合理的判決。三年過後，文學與電影共同發揮介入社會的力量，正義得以伸張，作者或意料未及，卻足以提示我們：彼岸縱然遙遠，捍衛公義之心必須長存。

（原文刊於2012年8月25日《信報‧開卷偶拾》） 

寫生命的冊籍──讀《喪禮上的故事》

傳說在古時候，在中國與印度之間的海島之上，有一個薩桑王國，名為山努亞的國王因痛恨女人，誓言每晚跟新聚回來的女子圓房後，翌日早晨便會殘酷的把女子殺死。如此狀況維持了三年，終於宰相的女兒桑魯卓不忍再看到其他女子受害，決定親身陪伴國王，並以一個又一個未完的故事吸引山努亞，利用懸念拖延了原本無可避免的死亡……

《一千零一夜》曾經是最耳熟能詳的民間故事，可是我已不肯定現在有多少孩子曾讀過這部書，或者聽過它的名字。無疑，我們正正處身於這個經驗貶值、想像失陷的年頭，所謂「故事」不再具有魅力，而套句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說話，也別再寄望能遇見能完完整整講好一個故事的人，因為人們早已失去喪失了這個最基本的、用以交流經驗的能力。亦正因如此，讀到「純粹」的故事（或遇到「純粹」的說故事人）就顯得尤其難得，例如最近在看甘耀明《喪禮上的故事》，便可作一例。

甘耀明的名字對香港讀者來說可能較為陌生，但事實上，他的上一部作品《殺鬼》不但在台灣備受關注，而且出版不久後便被推廣至內地發生，對於一個台灣六年級生作家而言，他的腳步算是走得極快的。今年出版的《喪禮上的故事》並不是《殺鬼》式的長篇巨構，在沉重的歷史書寫過後，作家重新把心思放在別的地方。

《喪禮上的故事》由十八個章節組成，除第一章做為引子外，往後的十七章皆為可獨立成篇的鄉野傳奇故事。由十多個小故事組成的集子，其短短二百多頁的厚度固然跟《一千零一夜》無法相提並論，但《喪》的成書過程卻又有一部份跟這部阿拉伯民間文學十分契合──根據甘耀明親身說法，《喪》不但收錄了他在報章上發表的短篇小說，而且有一部份是由他用嘴巴「說」成的故事。這樣說其實一點不難懂，話說甘耀明近年在台中開設兒童作文班教授創作，為了要學生發揮想像力，作家通常在孩子寫故事之前先說個故事暖場，例如書中老母牛化身神明千里尋人的〈微笑老妞〉和充滿教訓意味、著人莫貪心饞嘴的〈囓鬼〉，都是他從口耳相傳的客家家族故事中取材而「說」出來的故事。因此我才說，此書的「純粹」令人為之動容，至少作家沒有結集過程中違背簡單俐落做為一個說故事人的初衷，去追求炫目的敘事技法或過份浮華的鄉土修辭；相反，每個小故事的結局還是徐徐的降落在人性的圓點上，如那個回憶少時將「阿姨」臨出嫁前送贈的豬肉緊緊貼在胸前，最終引致胸口長滿白蛆的阿菊婆，在佈滿爛肉跟瀰漫惡臭的情節背後，竟是訴說著一個母女相剋，相知不能相認的人倫親情故事（〈神奇的豬油拌飯〉）。短短十頁所盛載的，除了是作家對人生經歷的悲憫，更重要的是他對故事能達成「生命教育」的信仰。

小說末章的結尾部份有這樣的一段說話：「來說故事的人需要勇氣，聽者也是，因為活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故事是最好的證據，我們都藉此尊重別人的存在。」這令我想起了卡尼（Richard Kearney）在On Stories中相近的一席話：「說故事對人類來說就如吃飯一樣基本，而食物讓我們存活，故事卻讓我們的生命有了意義。」但問題正在於，有多少人仍在意活一場有意義的生命？又有多少人肯在喧囂中安靜下來，領聽或閱讀另一生命的存在？

（原文刊登於《字花》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