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0日 星期二
2012年11月18日 星期日
2012年11月14日 星期三
2012年10月18日 星期四
韋禮安：Generation change
在第二十二屆金曲獎結束以後，很多人都說在他跟一眾入圍歌手身上見到了台灣音樂發展的曙光；稍後一點，資深音樂製作人許常德誇讚他是「繼周杰倫後走出風格的人」；他最新的別號是文青派歌手，同行者還包括青峰（蘇打綠）、張懸等等……不同的稱號猶如光環加冕，對一位樂壇新人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然而(或自認)了解他的樂迷都該明白這位一直自甘低調的青年人其實從不需要過多的標籤──至少，他說他絕對不能／會成為第二個周董。
那麼不如一切從簡，讓我們重新回到起步點上：他叫韋禮安，畢業於台大外文系，選秀節目出道，現已推出專輯兩張，港台兩地的演唱會正辦得如火如荼。對於將來他能否撐起台灣樂壇半邊天我們尚未知道，但我很肯定他的創作正標示著一個音樂新世代的到臨。
得一‧想二
聊韋禮安的音樂，我總最先想起〈翻譯練習〉中的這一段：「海是什麼樣的顏色／藍是什麼樣的快樂／我用字句拼湊的景色／到底適不適合／完全傳達我的」，這首收錄在他首張專輯中的歌曲，寥寥數句似乎已表明了他的創作態度：不斷摸索、不斷叩問，到底哪些詞句、哪種曲式才最能表現自己的所思所想？於是「多元」就成了其第一張專輯的最佳註腳，例如喜歡流行情歌的聽眾，自然能在〈因為愛〉、〈有沒有〉中對號入座，代入自己的純愛或苦戀經歷；〈兩腳書櫃的逃亡〉與〈故事〉卻又是截然不同的pop-rock style；當然還少不了主打R&B曲式的〈慢慢等〉。或許正因為這份無邊無際的創造力，使得初出茅廬的韋禮安迅速被冠以「音樂才子」的名號。只不過「多元」同時也可意味著「無風格」、「無特點」，我想，大概沒有一個歌手會甘心以這樣的姿態闖蕩樂壇。韋禮安，自然也不甘於此。
「第一張確實有從過去累積作品中挑選十首最好出來的那種感覺，第二張多了點目的性。」韋禮安說：「製作第二張專輯的確很困難，尤其第一張小有成績的時候就更難。很幸運是第一張推出時大家接受程度蠻高，但亦意味著聽眾對第二張的期待會更高，這樣我就把壓力轉換到自己身上，想如何做得比第一張更好。同時我也有一種期待跟野心，覺得在第一張中未讓大家看到全部的韋禮安，覺得大家聽了第一張就以為韋禮安的音樂可能只是這樣而已。我會不甘心，因為自己其實還有很多東西未嘗試出來。所以到這張要嘗試出來，打破大家對我以往的印象。」
韋禮安直言，在第一張唱片工作還未結束之際已開始盤算第二張專輯，後來跟唱片公司反覆推敲，終於在製作期中段確定「曖昧」做為新專輯的核心概念，並朝著這個方向構想歌曲與包裝。
「（為什麼是曖昧？）音樂的曖昧，說的其實是我不喜歡大家一想到韋禮安就把他定性為做什麼樣的音樂。我對音樂很飢渴，我也不能定義自己就是做folk、rock。對我來講這個好處就是我的range很廣，試什麼都可以，所以是曖昧的。」
曖昧：我的音樂風格
這樣聽來，「多元」與「曖昧」的分別就很清楚明白了：如果說前者傾向是歌手摸索個人創作路線的必經階段，後者已經是韋禮安在風格塑形上的一種自覺選擇。而在這個前提之下，韋禮安在新專輯中作了不少令人意想不到的突破，例如首兩支歌曲〈月球〉跟〈轟炸〉，就完全給予聽眾耳目一新的感覺。
「比如〈轟炸〉，就是我第一次在專輯內放比較接近Blues的東西。」而〈轟炸〉的內容更是以韋禮安過去參加校園歌喉戰時的親身經歷為藍本，控訴網民的盲目批評行為。「又例如很多人聽第一首（月球）時會嚇到，整個舖陳都不像韋禮安過去的作品。」話說韋禮安近來極度迷戀John Mayer，而且正在專研電結他，極具電子迷幻色彩的〈月球〉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作品。「另外也有點比較Soul、靈魂樂的歌曲，如印像派。又例如One More Try，純英文創作都是上一張專輯沒有收錄的。」
新專輯內固然有不少新的嘗試，不過正如韋禮安所言，做為一個流行曲歌手，就算要做突破也不能走太前面，不然舊聽眾反而可能會不習慣。因此在新專輯內還是保留了不少「典型」韋鳥式的抒情曲式，例如〈還是愛著你〉，以及講述親情的〈有人在等我〉，在是接近前一張專輯如〈因為愛〉的同類作品。
「〈有人在等我〉的內容是關於外婆等我回去食飯。在錄製過程中發生了一段小插曲，就是錄音時她真的打電話來問我什麼時候回去吃飯，但我正在錄音，真的沒辦法回去，她本來說要送飯我也就不要了。掛掉電話後繼續錄音，回聽時突然有種觸動的感覺，就默默地掉眼淚。」韋禮安說。
從Pop-rock到Blues，從電子樂到抒情歌式，能夠掌控與融合不同音樂類型的能力絕對是大部份樂迷喜愛韋禮安的主要原因。甚至可以這樣說，在音樂層面我們都可在韋禮安身上各取所需了。只不過有一個領域韋禮安堅持不讓樂迷僭越，正是他的私生活。
他說，這也是「曖昧」概念的一部份。「曖昧」不只代表了他的音樂，也代表了他的個性，他的真實人生。
保留一席之地
「『曖昧』的概念，當中還包含了一點神祕感、距離感。距離感是我一直想保有的東西，因為我個性很需要自己的空間。我很可以享受孤獨的時刻。當然跟歌迷互動很好，但若果跨過了界線便會令我覺得不自在。」記得韋禮安在首次演唱會中也說過類似的話。事實上，對於一個藝人來說，這樣的行事態度頗為果敢的，比如說在綜藝節目上明言不願多提自己的感情，出道數年儘管幾經媒體追問，也堅持從不提及關於女友的種種。這樣的態度，或許會使媒體卻步；結果卻是，大家都開始慢慢習慣只認真看待他的音樂創作，而不再糾纏於他的私人生活。
或許這也是許多資深音樂人感慨終於見到樂壇曙光的原因之一：新世代的音樂人終於可以回到音樂創作的本事，不靠炒作、不靠見報，只一心讓不同風格、類型的音樂飛入尋常百姓家。
「正如很多人都說創作是很孤獨的，其實我很同意。孤獨也是我個性的一部份，我可以一個人也沒有差。因為可以有一個人的空間，對創作是很有幫助的。如果創作中途有人在吵會很難專注。對我來說，孤獨也不是壞事。」韋禮安說。
將來，we’ll never know
不過話說回來，退役以後的一整年韋禮安忙得不可開交，莫說獨自創作的時光，連好好休息的時間可能也不多。剛剛完成馬來西亞的宣傳之旅，又馬不停蹄的來到香港舉辦簽唱會，並順道宣傳即將於11月上旬舉行的演唱會。如此密集的日程，令人幾乎忘記他也不過是出道三年的新人，推出專輯也不過兩張，卻已經辦第二次演唱會了，還分別在香港、台北各有一場。這樣一路走來，也未免太順遂了吧？
「其實這幾年我也覺得自己從發專輯到現在，自己一直蠻幸運的。我曾經跟朋友討論過這個問題，他說，因為我有這個能力，所以當機會來才能抓得住。例如當初在校園比賽，電視台在挑人，如果我唱得不好也沒有機會。他說樣說來我也覺得很對，所以現在我隨時隨地在準備。」韋禮安說。
就老套說句，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的。的確，韋禮安這幾年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入兵役前抓緊時間拍了電影；服役時全心全力投入公共事務，以音樂宣傳反吸毒資訊；現在縱使在各地趕忙宣傳新專輯，仍不忘繼續創作，有為下一張專輯作準備的，也有不少是別人邀歌的，「創作就跟寫作一樣，不斷寫，才能磨利那把劍。」
（原文刊登於2010年10月18日Milk Magazine；內文曾經編輯修改，此版本較詳細）
2012年8月30日 星期四
楊雅喆：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有留意近年台灣電影發展的讀者應不會忘記2008年的台片「復興年」，幾齣不同題材、風格的電影驚豔兩岸三地的觀眾，而幾位導演的名字亦開始進入影人的視野，例如《海角七號》的魏德聖、《九降風》的林書宇、《停車》的鍾孟宏以及《冏男孩》的楊雅喆等。匆匆四年光景，這些導演已各自交出新作，其中固然不乏貫徹一己作風的，但同時亦有人開始在題材上尋求突破，開拓新的電影領域。後者說的正是近日馬不停蹄在港台兩地宣傳新戲《女朋友‧男朋友》的楊雅喆。
最初聽見戲名的確感到好奇，「女朋友」和「男朋友」，莫非又是純愛電影？大概大家也會有同樣的疑慮。楊導卻第一時間給出了擲地有聲的答案：「最初要拍的，根本不是愛情。」
革命 + 戀愛
「我想講的是那個年代的故事。但如果我只說一個政治事件，肯定不會有人要看，所以要有一個戀愛故事做為緩衝。反正我的目的只是要大家留意那個時代的精神，而不是那個年代的細節，而大家都喜歡愛戀愛故事，幾百年來都一樣。」楊雅喆口中的「那個年代」，指的是台灣八十年代中後期，當時民間已瀰漫著濃濃的抗爭氣氛，尤其就讀學院中的青年男女，經過八十年代初一段漫長的醞釀期，他們追求民主、自由的熾熱早已升溫接近沸點。那邊廂學生運動如箭在弦，這邊廂一場由兩男一女擔綱主角的愛情故事亦即將上演。他們當時並不知道，這段在紛擾時局下萌發的三角戀情，將纏繞他們各自的生命將近三十年。
1985年，反叛青年王心仁（鳳小岳飾）聯同好友陳忠良（張孝全飾）與心儀的對象林美寶發起（桂綸鎂飾）「學生革命」，帶領一眾同學在他的帶領下反抗校內警官的權威。同時間，美寶亦在兩個男生之間作出了重要的抉擇──放下對忠良的愛慕，接受心仁的追求。只是當時她仍茫然不知，青梅竹馬的好友忠良只愛男生，而他心儀的正是心仁。「那個時代就好像你還未談過戀愛而開始認識戀愛，正如你還未有過自由而開始認識一樣。自由總是美麗、青春的，因為你並未知道後面的政治很麻煩。」雖然楊雅喆沒有這樣說，但我相信這句話的後續應是，初戀也總是美麗而青春的，因為初次愛上的青年們還不知道戀愛的背面盡是殘酷的代價。
時移世易，五年轉眼過去，當美寶在中正紀念堂廣場裡見到心仁隨另一女生走進營帳之內，她才醒覺當日在學校站台上大聲疾呼自由口號的學生偶像，終究也不過是個有血有慾的世俗男子。當然美寶沒有料到還包括很多，例如在往後的日子不斷為人生、為前路默默扛起革命旗幟的，既不是她也不是心仁，而是過去一直甘願隱沒在人群的櫃中同志陳忠良。
觀察 + 表述
陳忠良絕對是一個十分複雜的角色：高中時期，他是一個沉默的守護者，當美寶、心仁面臨困境，他以一根炮竹為好友二人化解危機；大學時期結束，他甘心當上有婦之夫的影子情人，過見不得光的「情夫」生活；後來他更成為了兩女之父──準確來說是美寶和心仁一雙女兒的「哥哥」，因為現時在台灣單身人士或同志成功領養子女的機會幾近是零。
從陳忠良的故事大抵不難明白楊雅喆為何說不僅想拍一齣愛情電影。的確，電影除了流露各種糾葛的情感關係，更重要的無疑是表達當年人敢於追求理想、自由的勇氣和熱情。這讓我想起楊雅喆的第一部長片《冏男孩》，當年電影的宣傳口號「慢一點，讓童年的勇氣追上你」，似乎跟《女朋友‧男朋友》的主題有了微妙的呼應。也令我不禁懷疑，楊雅喆當年是否也如電影角色般的自由鬥士？
「我沒有追求自由，可能是因為我本身就很自由，所以不需要追求。」楊雅喆說：「其實我當年其不是最最激進的那一批。學校以前會罷課，老師會叫我們不要上課去廣場學習民主自由。但反正都不點名，我都躲在學校宿舍內跟朋友打麻將，根本沒有出去參加遊行抗議，只會時間到就去領個包子、便當來吃，而他們在抗議什麼我根本不知道。可是，經過那個年代，就算沒有參與，卻因為大家每天都在討論，等於你也參與了那個年代。不一定跟大家走上街頭才算有參與。那時代台灣人學懂了很多，終於發現原來民主、自由是這樣的。」
只不過就算如導演所說，他從來不是那種走在最前線的人，電影呈現的寫實精神卻不掩他對社會議題的關注。記得三年多前楊雅喆來港宣首部作品時，他便說過潛藏《冏男孩》童話外殼之內是父母輩缺席、隔代教養的社會問題。而追溯他更早為公視「人生劇展」拍攝的電視電影，如同樣關於城鄉差距與隔代教養問題的《違章天堂》、針對同志與青年援交的《寂寞的遊戲》，以及反映青少年犯罪問題的《還好，我們都還在這裡》等，其實早已得見他對社會底層和弱勢的注視與關懷。直到今天的《女朋友‧男朋友》，他對社會的觀察依舊銳利（例如旁敲則擊同志建立家庭的困難），加上自身對一個時代的觀照，終於發展出一套更內在於作者世界觀的表述模式。
「如果你問我，我一家比較喜歡八、九十代的台灣。當時的台灣跟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改變，我們還不知道自由到底是怎樣，所以對未來有許多熱情、想像，當時社會上有什麼人被欺負我們一定知道。可是現在社會不是了，一天到晚有人被欺負，已經見慣不慣。」楊雅喆說：「人家會覺得我很關心社會，可我真的不是想去做一個關心社會的什麼。只是我們本身就活在這個社會、時代裡面，如果不去處理真實問題全然虛構也實在太無聊。」
如果愛情是種減法
可最終還是回到了愛情。
「我很少寫愛情故事，我自己的愛情本來就很無聊。正如我說的，我本來只想用愛情講一個時代、一種精神。但後來發現從這兩男一女發展出來的已不只愛情，而比愛情更多。例如陳忠良後來收養了兩個朋友的孩子，這樣做要犧牲很多。」故事慢慢發展下去，確如楊雅喆與三位主角演員異口同聲說的，由愛情昇華成甘願為所愛犧牲的大愛。
其實這樣說來頗為有趣，自言情路無聊沒趣的「悶騷男」竟能拍出如此真實而浪漫的電影，到底是要教旁人羨慕還是妒嫉？不過在我看來，楊雅喆根本不如自己描述般不諳情愛，或許他並不自覺，我卻覺得他是相當敏感的導演。
「我的確從來不看愛情小說，連愛情片也很少看。不過可能因為我爸爸是算命的，所以我從小都會聽到那種痴男怨女講各種怨恨妒忌、死心塌地的愛情故事，可以看到愛情在人身上的影響。或者我這樣講好了，我以往出席同學會，很容易從人們的相處裡感受他們會有什麼後續發展。我特別能感受到人與人之間沒有說出來的東西。」
這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也許正因為那種自以為是的不懂，楊雅喆才能夠寫出如此貼近現實的故事。減去鮮花，再減去鑽戒，《女朋友‧男朋友》告訴我們，愛情本來就是層層剝落的過程。最終剩下的，正是所謂的無常。「這也是我對世間上大部分情愛的理解。」楊雅喆說。
（原文刊登於2012年8月30日Mlik Magazine第580期；文章和大標題經編輯修改）
2012年8月23日 星期四
Bizarre Love Triangle
把我的名字刻在他手上，以為坦承的愛足夠使天崩、地裂，足夠讓人長出翅膀，與世俗抗衡，與所愛的人廝守終生。誰知道三個人的世界卻過於擁擠，就算兩雙球鞋各穿一隻，仍避免不了落單的結局。世界上其實並沒有太多通俗戀愛喜劇，男不一定愛女，結局不一定團圓，最真實的愛不過是一副又一副的面具，掩蓋著許多說不出的酸楚。這是關於兩男一女的愛情故事，這也是《女朋友‧男朋友》主角三人愛的發聲練習。
很多人似乎會這樣拉出一個脈絡：《孽子》裡的專情憨厚的吳敏、《盛夏光年》中熱血衝動的余守恆，然後到《女朋友‧男朋友》裡壓抑寡言的陳忠良。三齣作品，三段同志戀情，張孝全演gay man可說駕輕就熟了。但原來他打從最初並不希望演陳忠良，楊雅喆導演告訴我：「孝全一直希望演王心仁。」幸或不幸，憑著一個以為非最合適自己的角色，張孝全在今年台北電影節獲得首座影帝寶座，演技終於受到肯定。也是人生確是這樣的，你要的別人給不了，你不愛的卻偏偏得到。相同的戲碼，電影裡外同時上演。
張孝全：「我未曾過他的人生，感受他的感受，相似與不相似很難確定。」
時維1985年，那是最苦悶、最封閉的戒嚴末期，社會上流傳各種宣揚自由、民主的書刊雜誌，每個年青人都希望化身為新時代的革命鬥士，推翻社會一切權威，奪回遺失已久的發言權。在高雄某高中內，陳忠良、林美寶和王心仁好友三人聯同校刊社一眾同學為向警官示威，決心要在早會上吶喊出自由的口號，以輕快的舞步踏碎所有不合情理的教條。一次剃髮、一次集會讓王心仁終於成功俘虜林美寶的心，同時卻意味著陳忠良必須把對「好兄弟」的情愫長存心底。一晃眼，便是三十年。
「如果真的要比較，我會說以前演過的愛情都比較浪漫、美好，有點平面，不會講到每個人都有對與錯。這一次卻比較接近現實人生。」張孝全說。現實人生的意思大概是，因為愛他，所以更懂得默默留在他的身邊，套句俗話，當會分手的情人，不如當一輩子的朋友。壓抑自己的慾望與情感，眼見好友二人親熱，陳忠良默不作聲。直至許多年後再次見面，逼不得己應老朋友邀請再次三人聚會。既是朋友又是情敵，這樣的場合其實毫不必要。然而眼見美寶拆磨心仁，陳忠良終於不再沉默，狠狠地掌摑那個渴望掌控一切的女人，而這場在電影殺青兩個月後補拍的戲──桂綸鎂笑言重新投入地獄的一幕──無疑也是整齣電影的高潮所在。
「我覺得這齣電影裡的愛是誠實的，關於對自己的慾望，面對或不面對，勇敢或不勇敢。三個角色都有面臨這樣的問題，不同的在於勇敢還是不勇敢。」如果不夠勇敢，也許陳忠良不會掌摑自己最好的朋友；又如果不夠勇敢，也許陳忠良不能捨棄對所愛的慾望，選擇跟有婦之夫扯上關係，當一個見不得光的情人。「拍這齣電影，其實最難的是進入那個狀態。例如那場在超級市場的戲，我特別害怕。因為對於當時角色的狀態，我跟導演的想法是不一樣。導演認為忠良愛那個男人，我認為不愛。雖然愛與不愛結果是一樣，但最後仍是會一些細微的差異。」愛或不愛、沉默或道破、面對或逃避，從短短三十分鐘跟張孝全的對話中，角色情感的複雜與演繹之困難，可想而知。
因此當很多人說，張孝全再演壓抑的同志，豈不是手到拿來？問題的癥結似乎卻在於：應怎樣看待陳忠良這個角色？回顧電影末段，陳忠良帶著已故友人的一雙女兒，坐在車站，迎向未知的將來。感受著這種大愛，我確有衝動想告訴張孝全：你不單演繹出另一個同志的心路歷程，更真真切切地演活了一個人的生命。
鳳小岳：「我們常想去定義愛情，但如果一兩句說話就能定義，那是表面的。」
看過鳳小岳在《艋舺》裡飾演的李志龍，然後再看他在《女朋友‧男朋友》中的表現，令我一度懷疑他本人或許也是這樣的──過分天真、簡單，凡事不會再想多一點、再深入一點。然而經過一輪答問，才發現他在言談之間所表現的成熟與睿智，其實一點都不李志龍，或王心仁。
出生於1988年鳳小岳，三、四歲前仍在外國生活，後來隨家人回台已是九十年代以後的事了，他當時年紀亦輕，不免令人疑問他如何理解以至演繹解嚴時的一段。可對他來說，有些事情卻是universal的，
例如王心仁的熱血與激情，不必身處那個時代造就而成：「最近聽過一句說話，是人在穿衣服，不是衣服穿人。我想青少年不管在哪個時代，他所憂鬱的、所憤怒的
事情不會有太大差異，只會因環境、狀況的不同而有一點分別。」鳳小岳後來還補充說可能因為自己也有玩樂隊，所以演熱血、反抗的角色並不困難。但有看過電影
的人都會明白，所謂的難度其實並不在熱血與否激情與否，還在於轉變，那種由滿腔熱誠到理想消磨淨盡的大轉變。
在1999年以後王心仁、林美寶和陳忠良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沒有見面。電影的時空一下子跳接到1997年台北，王心仁已經娶妻生子，新娘不是美寶卻
是政界人物的女兒；而他也再不是當初走到人群前方高呼口號的學生領袖，而變成了惶恐被傳媒清算前事的小職員，以至背著妻子女兒跟美寶苟且的偷情漢。青春歲
月早已逝去，動蕩不安的社會氛圍亦漸漸退卻，對於當初揭竿起義的浪漫派來說還剩下什麼？他可能什麼都不是了。「如果你問我哪個地方最難演繹，一定是三、四
十歲那一段。我沒有經歷過那個年紀，所以很多時候都需要依靠想像力和觀察身邊人的行為。但我第一次讀這一段的劇本時，我依然把自己當成小孩子。王心仁就是
這麼一個天真的的角色，他看待世界的角度都是在想『為什麼要欺騙？』、『為什麼有傷害？』、『為什麼就不能簡單的快快樂樂的過？』」鳳小岳說。
奈何世事又何曾簡單、直接。正如孝全、小鎂說的，這齣電影可貴的地方就在真實，你以為鳳小岳相對年輕，關於愛情的現實面他卻了然於心：「電影中有句slogan，人的生命中都應有兩個人，一個我愛的，一個愛我的。這是實話，初初看這句話感覺是不該的，但人真實面對感情的時候很有可能都是這個樣子。大家都有這樣的慾望，不同的可能只在於到最後會不會遇到那個同時我愛他而他又愛的。」
「我們常想去定義愛情，但如果一兩句說話就能定義，那是表面的。電影談的其實是大愛，所以最後才會用〈家〉這首歌來結束。大愛滲雜了所有的對與錯、謊言與實話、美好或不美好的，當這一切聚元素混在一起，這樣的愛才是立體的。」風小岳補充說。
桂綸鎂：「他們的笑容離他們的心好遠。」
記得在電影上映前發放的一連串預告片裡，其中導演曾大概說過這樣的話：桂綸鎂的演出比原本劇本的設定更豐富。對此看過她的作品的觀眾都會認同。認真點說，桂綸鎂絕對是那種「靈感的繆斯」，讓圍繞在她身邊的人對世界的觀感、想法產生轉變；同時間，她也是那種敢於打破成規的爽直的女生，就如她自己所說：「我不會用反叛去形容自己。但我常常會對教條、規則產生疑問，會質疑為什麼一定得這樣？會不會有其他可能性？事情如果不是這樣，會不會更漂亮？我並不是想反抗，卻會想打破某些既定的東西。」所以當導演說在寫作劇本的最初階段已預設她演林美寶一角，這個選擇完全可被理解。
九十年代的台灣已進入了眾聲喧嘩的新紀元。每個人都可為自由發聲，每把聲音都值得讓人傾聽。屹立在中正紀念堂的廣場上，林美寶早已退居幕後，由繼續帶著滿腔民主熱情的男朋友王心仁在台上大放光芒。但出發前，林美寶已隱然察覺與好友、男友關係一點點絲微的改變。朋友傳來的流言是忠良為心仁夜夜賣醉；心仁在跟自己親熱後，又急不及待的重新回到幾近曲終人散的自由廣場，似乎趕著跟誰見面。半夢中彷彿聽見誰說：「一覺醒來，台灣就變得不同了。」果然，一覺醒來男朋友出軌了，同時間好朋友在暗處向警衝出櫃。她才醒覺，性與性別解放的煙火原來早已瀰漫四周，趕不上時代獨自己一個。愛我的人與我愛的人，其人其心已再不是初見的那位。
「這個角色的狀態很複雜，我演的時候心境十分沉重，而要維持那個狀態需要花很大的精神。美寶心底裡是很脆弱，可是表面上卻要偽裝很堅強，而偽裝是需要花很大的力氣去維持的。」偽裝與矯飾，大概就是桂綸鎂與張孝全不約而同說的，電影誠實地呈現愛情的部份：「過去我演的愛情都是想像式的浪漫，或者如白雪公主、白馬王子式的美好。這齣電影卻很現實，裡面有很多大家不想面對的面向，我愛不到我愛的人的失落，還有因為不敢追求自己所愛的，找一個安全的反而更受傷的情況。可是現實就是這樣。」
但其實不能說林美寶沒有愛過王心仁，她甚至希望跟他拋下沉重的過去，奔向另一個國度重新生活。但忠良的經歷卻令她有所覺悟，令她不再傷害別人，也不再傷害自己。是的，假若人都曾經錯誤以為全世界只有自己能為愛人吃苦，他/她最終都該覺悟，所謂的吃苦不過是在自討苦吃。當一切事過境遷，美寶再一次邀請忠良跟她在游泳池嬉戲，而那亦是最後一次。「這一幕是我跟孝全躺在游泳池內很開心地笑。拍完後我給朋友看，他回我說：『他們的笑容離他們的心好遠哦。』的確是這樣。電影中也許有不少感覺非常開心的時刻，可是其實我們內心有許多說不出的話。」桂綸鎂說。
縱然沉重，縱然拍攝期間充滿心理掙扎，甚至曾有掉進地獄的感覺，但對桂綸鎂來說，這次的演繹還是相當難得：「我喜歡這齣電影很多地方很大，有很多可能性。例如我會欣賞阿良的堅持、欣賞他犧牲自己去成全別人，又或感受阿仁年青的熱情慢慢衰退。我覺得這正是人生的成長與改變。」這份世故，這份年少老成，無疑，是屬於她的。
2012年7月26日 星期四
Heroine Redefined: From Catwomen to Selina Kyle
話說當日基斯杜化‧路倫（Christopher
Nolan）宣佈起用安妮‧夏菲維（Anne
Hathaway）為《蝙蝠俠》終章擔任貓女郎一角時，不少蝙蝠俠迷都認為鬼才導演這次作了致命的決定──穿Prada起家的甜姐兒如何演活徘徊於正義與罪惡之間的經典女角？以事論事，安妮長得太甜美了，他們大都這樣認為；僅僅賣弄美貌的可愛女人是無法駕馭性格、背景複雜如斯的貓女郎。
但誰更適合？荷爾‧巴莉的失敗似乎早已告訴我們演技孰好孰壞並不是最關鍵的考慮因素（假若我們都認同奧斯片獎項有其認受性與公信力），至於作為安妮big fan的筆者，這裡的重點也不在於評價伊人戲中唱做唸打的高低好壞。當《蝙蝠俠》系列在大眾的期待與歡呼中再次步入尾聲之際，我更想把目光稍稍遠離早有多論的蝙蝠英雄，討論一下歷來導演對貓女郎的創造與詮釋，同時提出對近年美國超級英雄電影女角的一兩點觀察。
有關美國超級英雄電影的崛起與盛行，年紀較大的漫/動畫迷應不會感到陌生。超級英雄文化早於1940年已在美國流行，此後在本土電視、電影界皆有著相當可觀的發展，並成為最成功輸出世界各地的美國文化之一。結合科幻異能、動作打鬥、浪漫愛情與處世哲學的英雄動畫一直深受各地觀眾熱烈追捧，而在云云英雄人物當中，又以超人、蝙蝠俠與蜘蛛俠的電影系列最為經典。事實上，英雄界也非男權當道，超人所屬的「正義聯盟」（Justice League）就有神奇女俠（Wonder Woman）和鷹女（Hawkgirl）；蝙蝠俠中正是亦正亦邪的貓女郎；無獨有偶，在漫畫原著一度成為蜘蛛俠戰場拍檔的黑貓（Black Cat），也是以貓為原型的女賊角色，不過在千禧年後三集叫好叫座的《蜘蛛俠》系列電影中，黑貓卻始終未能登堂入室，在大螢幕上跟觀眾會面。
電影界中素有男主角扛票房的潛在慣例，加上超級英雄文化隱含的大美國主義精神，女英雄的缺席或只以輔助的姿態出現因而可被理解。在這個背景之下，九十年代以後貓女郎先後三次在銀燈下亮相就顯得尤其獨特，而美國The Atlantic雜誌特約撰稿員甚至追溯了英雄電影的發展史，總結貓女郎是自1938年（超級英雄最早出現於漫畫的年份）以來首個成為電影主角（2004年的《貓女俠》）的「女英雄」。
死而復生的瘋婦
為貓女郎做為「女英雄」加上引號，固然是因為此角色從來不應與「英雄」一詞完全對等。追源溯流，最原始的貓女郎曾經是一個妓女；也曾經是遭丈夫虐打的婦人；在《貓女俠》電影中則化身成在都市中營營役役的設計師Patience，因揭發老闆罪行而被殺害，最終因神奇獲得埃及貓靈的力量死而復生。相類的電影情節其實早見於1992年的《蝙蝠俠──再戰風雲》（Batman
Returns），所以在討論千禧年以後的兩個版本的貓女郎之先，我們實無法繞過這套作品。
如上文所說，貓女郎徹頭徹尾不應稱為「英雄」，我以為更貼切的是「紅顏禍水」（femme fatale），這一點在《蝙蝠俠──再起風雲》得到完全體現。電影頗有把貓女郎「神話化」的意圖：未被上司加害前的Selina Kyle本來已是一神經兮兮的女人；在離奇獲得異常力量過後，她深信自己如貓般擁有九條性命，而且建立出另一重極端人格。緊身塑膠衣包裹著一具極度好奇、追求物慾體驗的女體。Selina不單單是行動迅雷若貓的女賊，她更成為了正邪雙方的情慾投射對象。蝙蝠俠與企鵝人對她為之著迷，但她作為「禍水」的化身，與兩者的關係都不長久。首先被企鵝人利用對付蝙蝠俠，又因隱藏身份的緣故無法與Bruce Wayne（即蝙蝠俠）交往。當然，貓女郎與男性的終極交鋒即在電影結尾贈予上司的「深情一吻」──隔著電槍相濡以沫，也成為電影最經典的一幕。
當年在《再戰風雲》飾演貓女郎的米雪‧菲花（Michelle Pfeiffer）正值事業高峰，集性感、神祕以至瘋癲於一身可謂毫無難度。她的演出也為2004荷爾‧巴莉（Halle
Berry）的獨腳戲定調：雙重性格、服裝設備上的利爪皮鞭，並且同樣擁有甚具傳奇色彩的人生轉折點。
賣弄身材的花瓶
2004年的《貓女俠》是一齣爛片，似乎已是公認的事實。有人說是奧斯卡女主角的魔咒使然，信或不信自然悉隨尊便。但若理智把這齣電影置於貓女郎的演化歷程中加以審視，或可得出爛或不爛以外更有趣的觀察。
已經說過92與04兩個版本的情節甚為相似，歸納起來即「發現罪惡→奸人殺害→獲得異能且重生→認識自我價值→報復仇人」的敘事結構。因此相較之下，由女主角擔正的04版絕對給予演員更大的發揮空間。奈何電影沒有在情節、內容上花太多用心，相反只教新出爐的影后愈脫愈多，貓女郎終於褐去一身緊束，換上腰肢盡露的胸罩裝，卻救不了比此服飾更空洞、單薄的故事情節與角色塑造。回顧《再戰風雲》中貓女郎角色的成功正在於其複雜善變的個性，如貓的好奇、喜愛受寵，甚至如傳說般有九條性命，這些元素都為此角錦上添花。《貓女俠》其實也有不錯的意念，例如安排神祕女子Ophelia對埃及貓靈附身的解釋，就教《再戰風雲》一筆帶過來得充實。只不過導演「捉錯用神」，錯把露肉當性感，甚至安排莎朗史東出任毫無驚喜的Final boss（是的，兩代性感女神終極對壘），錯誤的判斷就成為了票房與口碑最大的拖油瓶。
女郎？女俠？雙面人？
回到新鮮出爐的《蝙蝠俠──夜神起義》（The Dark Knight Rises），事隔八年導演絕對不會輕易犯上低等錯誤。加上路倫是老手了，場景、情節、角色以至戲劇張力都並非以前的《蝙蝠俠》或相關作品能比擬的。
其實自首部曲推出以來，我一直覺得路倫對蝙蝠俠角色的把握甚有自己一套。Bruce的沉痛、Rachel的勇敢、Joker的陰森，每個角色都有著鮮活個性，獨當一面。這回貓女郎再次上場，在電影中擔當關鍵的串連角色，一方面因她的出現而使Bruce「重操故業」，另一方面亦因為她的幫助蝙蝠俠才得以順利完成任務。過往談及蝙蝠俠的助手我們總不忘羅賓，是次卻由在貓女郎取而代之，頗見路倫對後者的重視。
除此以外，《夜神起義》中的貓女郎裡裡外外皆有重大的改變：首先是人性化。整齣電影再沒有貓、再沒有神話，Selina甚至沒親口說過自己是Cat woman。作為一個專業的盜賊，她有俐落的身手，但由於利爪皮鞭欠奉，面罩與夜視鏡配合而成的「貓妝」成了她向觀眾展示其貓女郎的身份的重要標記；其二是身份的轉變。如果說以前的貓女郎都是因被壞人加害而出現，《夜神起義》中的Selina更大程度上出於自覺選擇。讀者或會質疑她也是「逼上梁山」：為了刪除過往的犯罪紀錄而化身黑夜大盜。然而，良善同時也是她戴上面具最大動力。正如Batman告誡Blake：戴上面具不是為了隱瞞自身身份，而為了免卻心愛的人受害。細心想Bane的口罩其實如出一徹，保障了自身的安危，同時掩藏了Miranda的真正穿身份。至於Selina的面罩，除了賜予她作為貓盜的合法性，同時也暗喻她對為民請命善心的隱藏，而最終為蝙蝠俠所發掘，並回歸正途。
路倫喜愛探討人性，電影中的Selina回歸為人（不再是貓的化身）可說是意料之內。其實蝙蝠俠做為少數沒有異能的超級英雄，他的同伴或敵對都理應較其他英雄電影「踏實」，方能說服觀眾。顯然，一個標榜自己有九條命瘋婦或來自遠古埃及傳說的性感女俠已不合時宜；同樣，觀眾也不願意看見正義凜然的女英雄。貓女在惴惴不安的暴風雨底下一路走來，化身虛實、正邪難分的雙面人似乎才是正確的路途，這亦令我想起了近年另外兩個電影角色。
結語：遊走於光暗間的「女英雄」
兩者都並非典型的英雄人物：其一是先在《夜魔俠》（Daredevil，2003）出現，後來單獨拍成同名電影的黑天使Elektra（Elektra，2005）。Elektra有著如前任貓女郎般死而復生的經歷，後來成為日本武術大師施敵與魔掌兩派勢力爭奪的對象。傳說得此瑰寶（即Elektra）可得天下，然而悲劇命運（童年喪母，及後父親又被壞人所殺）卻使Elektra一直無法確定自己生命的歸屬，而最終在下一任瑰寶的啟迪下，Elektra還是順應了「女英雄」的命運在正義勢力中獲得自我救贖。Elektra一角源自希臘悲劇，後來甚至被心理學家用以形容有「戀父殺母情意結」的人格特質，複雜的背景與個性使她一直受到超級英雄迷的追捧。；另一個是《復仇者聯盟》（Avengers，2010）中由史嘉莉‧祖安遜（Scarlett
Johansson）飾演的、唯一的女性角色黑寡婦（Black Widow）。黑寡婦的賣點同樣不在於令人眩目的異能。正如電影中鷹眼的質疑：「娜塔沙（黑寡婦的原名），作為間諜的你，這次為什麼要混這淌水？」黑寡婦在進入神盾以前本來就不為特定的機構工作，僅為一己存活。後來因受鷹眼的影響而稍稍安定下來，這一點在《復仇者聯盟》亦略有交代，但她的過去依然十分神秘。傳聞有意為此角開拍外傳，我想除了是基於《聯盟》電影與史嘉莉的號召力外，角色尚待發掘的各種神秘因素亦是編導的重要考慮之一。
（原文刊登於2012年7月26日Mlik Magazine第5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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