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一生無賴

「我是無賴派，我要反對束縛。」 這是太宰治發表於1945年的名言，亦是其一生為人處事最佳的註腳。

有些名字注定不被記住，有些人卻是神秘得十年、五十年都不能說清。顯然，太宰治屬於後者。 

去年是太宰治的百年誕辰，在中、日等地的紀念活動至今依然不絕於耳；他的作品如《斜陽》、《人間失 格》相繼重新編印，由他小說改編的電影亦先後上映，除了最近率先在本港上映的《櫻之桃與蒲公英》外，第二次被拍成電影的《人間失格》更會在下半年開始亞洲 巡迴放映，不禁令人驚訝，究竟是哪裡來的魅力，令他的鬼魂到今時今天仍一直徘徊，不斷重生？ 

無賴 有所不知

出生自大地主家庭的太宰治，父親曾數任貴族院議員，自小便過覑奢華的生活；另一方面，他的母親體弱 多病，使他自小便由叔母、女傭照顧，在女人堆中成長，不只使他變得異常敏感，對他的人生及創作都有深遠的影響；而在當時的大眾（尤其女性）看來，太宰治長 相俊朗非凡，才氣橫溢，因此他更是不少人心中的偶像。

　

太宰治成名時正值二戰後初期，國內天皇霸權、軍國主義全面崩潰，人民普遍產生了極大的虛無感與危機 感。面臨價值崩壞的時勢，他與同期作家裵口安吾等提出人應反抗既有秩序，要忠於自我，發掘心靈內在的價值。儘管他每天縱情聲色，沉迷於酒精與色慾中，他並 沒有被人所棄之，相反他如實表現了各種潛藏於人心中「墮落」的快樂感覺，受萬人追捧。

　

所以，縱然很多人知道太宰治是日本「無賴派」的宗師，卻少人了解「無賴」背後非單單指一般的市井流氓，過街老鼠；他的「無賴」實際上是反叛，換個詞語說即與「戲作」無異，他要「嘲笑掛覑一副得勢面孔的人」，其實是有對當時社會風氣進行批判的意圖，但如今明白的人卻不多。 

求死不得的膽小鬼

　

在「無賴派」作家的身份以外，太宰治更為人熟悉的生平當然是他的「自殺癮」。雖未做過正式的調查，但若要數以作家自殺聞名的民族，日本必名列一二，而太宰治又是當中的表表者。

　

他一生自殺五次，有三次偕女性殉情，為當時人所震驚：他於1929年第一次嘗試服食安眠藥自殺，據 說是受芥川龍之介自殺的影響，但因吞服藥物的份量太少而活了下來；之後一年，他在酒吧認識了女招待員田部目津子，在與她同居三天後再服食安眠藥兼投水自 殺，結果太宰治再次獲救，女方卻不治而死，他最終被法院起訴教唆自殺罪，後來又因其家族背景沒有受到法律制裁。

　

有不少研究都指出，太宰治一心求死與他的家庭背景與教養有莫大關係。他生於封建家庭，卻深深厭惡覑 自己的地主富戶身份；進入大學後，他又無故投身了左翼運動，一度捲入了階級鬥爭中，後來因政治「轉向」而背上了背叛同志友好的惡名。在政治上屢受打擊，生 活又放蕩不堪，如他在成名作《人間失格》的自況之言，「膽小鬼，連幸福都會害怕。」他無法抵受人間的種種壓力，唯有求死尋找生命的出口。

苦求仇人川端

　

兩次服藥不成功，太宰治第三次企圖自縊。對於他這次自縊有兩種說法：一謂他到《都新聞》會社應考， 結果未被錄用，企圖自縊；另一說法則與川端康成相關。1935年，太宰治因患上腸胃病而要接受治療，途中他因過量服用止痛藥已染上毒癮，同時又為巨額的醫 療費所累，因此急需金錢應急；他原本憑藉短篇小說《逆行》而成為當年芥川文學獎的熱門，後來卻又因為川端康成的強烈批評而落選，失去了獲得獎金的機會，自 此他對川端恨之入骨，也可能是加上不被會社取錄的打擊之下，到山上上吊自殺，最終又因為繩子斷掉而再次撿回性命。

　

事件之後，他再度投入寫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甚至在之後一屆的芥川獎中再次獲得提名。這次，他又一反常態，極力自貶及央求川端讓自己得獎，態度改變之大令人不可置信。

女兒揭示更真實父親

　

去年，太宰治的女兒太田治子出書對其「無賴」父親的一生進行了總結。該書名為《向覑光明─父親太宰 治與母親太田靜子》，太田治子在書中透露，儘管母親靜子只是太宰眾多情人之一，而父親又放縱得堪稱出奇，但二人一直維持覑相親相愛的良好關係；太田治子又 言，父親雖處於多重的矛盾中，卻正因承受覑家庭、社會、個人內心的種種壓力，才能創作出有與世俗不同的文章，因而對父親的文學地位予以肯定。

　

太宰治與太田靜子的戀情發生於人生的末段。1937年，他與初戀情人小山初代第四次殉情，同樣自殺 不遂，過後，他的生活一度安穩下來，先跟石原美和子結婚並誕下兩女一男，後又結識了太田靜子生下一女。他講述沒落貴族的長篇小說《斜陽》中的女主角便是以 太田靜子為描述對象《斜陽》與《人間失格》兩部堪稱太宰治的巔峰作品。

　

1948年，太宰治與情人山崎富榮於玉川投水自殺，終於求仁得仁，而同年完成的《人間失格》亦成為絕響。

與魯迅結緣

　

太宰治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他的不羈、他強烈的求死心志為他樹立起獨一無二的形象，使得他一直以來都有為數不少的追隨者；在日本甚至有一個說法，每年都總會有一二學生的論文，以他作為研究的對象。

　

他在日本國內歷久不衰，他與作家魯迅亦有關連。當年魯迅曾遠到日本仙台留學，過後在戰火正酣之際， 日本內閣情報局曾「委託」太宰治以魯迅在日為題材發表文章，以作為宣揚大東亞之親和精神。由此，太宰治在1945年發表了小說《惜別》，書中內容卻暗暗透 露覑他對中國文化的尊重及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

　

及後，他被情報局嚴密監察，作品亦屢屢被禁，直至戰後得以解禁。

斜陽館與櫻桃忌

　在100年誕辰過後，以太宰治生平或小說為藍本的電影、劇集再次陸續上映，祭悼這「無賴」作家，日 本人往往帶覑淒美詮釋，如以《維榮之妻》為藍本改編的《櫻之桃與蒲公英》，「櫻之桃」除了指電影末段的一點希望之光外，也是指在他出身地青森縣金木町的 「櫻桃忌」節日；而早在10年前，位於他家鄉的大宅則被改建成太宰治紀念館—斜陽館，坐落金木町的鄉郊大街之上，如一抹斜陽，修飾覑這古都的風景。 

（原文列登於2010年5月7日《文匯報‧博覽》）

女金剛 球場內外

美國人一向熱愛運動，體壇好手猶如明星，一舉一動都會被傳媒貼身跟蹤報道，如月前坦承受性癮所害的高球一哥老 虎活士，上周復出依然備受四面八方冷嘲熱諷，大、小字報不絕，「壟斷」了各大報章的體育新聞版面；直至上周四娜華蒂露娃宣告罹患乳癌的消息，視線才轉移到 這位網壇「女金剛」身上。　

娜華蒂露娃堪稱美國網球界的傳奇女王，1960年代開始打球，75年轉為職業球手，歷年來屢破紀錄不在話下，在運動場以外更是出色的維權分子，以敢言敢做聞名於世，是不少美國人心目中的模範。 

 

這次她的不幸消息傳出，自然蓋過負面新聞不絕的活士，成為全球關心的焦點。

　

娜華蒂露娃（Martina Navratilova）自06年二度宣佈退休之後，已少有在大眾面前宣告自己的生活狀況。對於這位在球場上打拚到50歲的運動員，美國人視她為史上最偉 大的（網球）運動員之一；華人則大多稱她為「女金剛」，因她在球場上積極、狠勁的作風，巾幗不讓鬚眉，同輩女網球手面對她猶如面對金剛，是難以闖越的一 關。

　

可是，娜華蒂露娃上周在發佈會上梨花帶雨宣告病情，有別她向來剛毅的形象，使傳媒皆大感錯愕。 

我的911

運動員患癌的例子屢見不鮮，例如1968年奧林匹克運動會400米跑步賽銀牌得主保特 （Lillian Board），得獎時僅20歲，兩年後卻因癌病去世；又例如世界著名的單車選手岩士唐（Lance Armstrong），在25歲的高峰時期發現患上了第三期睾丸癌，幸好在多年的療程過後終於痊癒，甚至能重返單車賽道繼續爭一日之長。

　

可是娜華蒂露娃跟兩者並不相同，她現時54歲，已遠非巔峰時期的生理狀況，以她現在的年齡去接受治療，估計康復程度亦不如岩士唐般理想，所以她在發佈會中明言自己憂心至極，「這是我人生中的911。」

　

「我感覺一直以來都能好好控制自己的身體與生命，但當它（乳癌）來臨的時候，我才驚醒事情完全在我掌握之外。」娜華蒂露娃說。

沒有勝不了的仗

《紐約時報》在2003時曾刊登過娜華蒂露娃一篇長達2萬字的詳細專訪，文章中多次形容，這位傳奇女網選手的一生注定比別人難行。 

娜華蒂露娃出生於捷克斯洛伐克，自小受教於繼父學習網球。儘管沒有專業的訓練，娜華蒂露娃卻憑藉天 賦於15歲時便在捷克斯洛伐克登頂；到1970年代初期，當時正值冷戰時期，捷克斯洛伐克奉行共產主義使國人不易獲得出國的機會，她卻成為了少數持有特權 赴美參賽的運動代表；到了1975年，她分別在當年的澳網及法網賽事中闖入決賽，儘管在法網決賽中輸給了當時的世界第一克利斯艾芙特（Chris Evert），但她已經深深被美國的自由氛圍吸引，同年更因遭本國禁賽而向美國政府申請政治避難，並在7年後取得綠卡成為美國公民。

　

在往後的33年間，娜華蒂露娃未曾再踏足捷克半步（捷克斯洛伐克於1993年分裂成捷克及斯洛伐克），也未曾再見家人。直至2008年1月，她才重獲捷克公民身份。

　

但娜華蒂露娃在網球場上的成績卻實實在在肯定了她的決定。她在1972至2006年期間，曾經寫下 多項世界紀錄，如她在34年間共拿下167座單打冠軍、177座雙打冠軍，2項紀錄在網壇無論是男、女運動員皆無人能出其右；她曾獲得31次女子雙打大滿 貫、10次混雙大滿貫，是史上獲獎最多的雙打運動員；單打成績也只是僅次於80年代後期冒起的德國名將嘉芙（Steffi Graf）；而她在2003年以48歲高齡獲得獎項，亦使她成為在大滿貫比賽中奪冠的年紀最大的女選手。

　

在娜華蒂露娃的人生旅途中，往往遇強愈強，從不氣餒。

上網　進攻

縱使憂心忡忡，娜華蒂露娃面對惡疾卻不忘對支持她的群眾提出忠告。她指出，她雖年過半百，但奉行素食，並仍時有打網球、冰上曲棒球保持身體活動機能，卻依然無法避免患癌；時下美國人普遍生活不健康，理應好好關注身體狀況，不要常以忙碌為藉口。

　

「你愈早把握機會，情況則愈有利。」在初學網球的時候，繼父教她不要執覑於防守，要積極上網，攔截對手的攻勢，這打法使她後來在女子網壇中獨步天下；如今面對病魔，娜華蒂露娃一樣以攻為守，在剛過去的三月進行乳房腫瘤切除手術。

愛美國　但不盲目

在球場以外，娜華蒂露娃的行事為人，一樣果敢大膽。數月前她在訪問中直言以布什為恥；事實上，她過往已多次在公開場合批評美國政府。

　

2002年，她曾經對一間德國傳媒說：「我當日離開了一個不公平的國家，但最荒謬的是我竟又來到一 個打壓自由的國家。美國政府最會操控人民思想，將所有具爭議性的話題置於桌底。所有的決定都是以有多少的實利回報為依歸，至於其他的因素如人的健康、社會 道德甚或環境問題，當權者都一概不理。」

　

同年，她在接受CNN華裔女主持宗毓華（Connie Chung）訪問時，也有了同樣的控訴：在訪問中，宗毓華認為娜華蒂露娃在德國報章上的言論是「反美國」的行為，更大指她「忘恩負義」，「若不滿這個曾經給予你自由的國家，就回去你的捷克老家吧！」

　

一年之後，娜華蒂露娃在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笑言：「我當時真的不知該怎樣回答她（宗毓華）。但 如今回想，我真想跟她說：『難道這就是美國給我所謂的言論自由？一旦我說出我心中所想便要被遣返老家捷克？你又有什麼權力限制我的說話？』這不正正是我在 捷克斯洛伐克時的遭遇？」娜華蒂露娃繼續補充說：「我愛我的國家，亦正因如此我才放聲疾呼，但這不代表我是反國家或反政制的。」

蟑螂周身走

貶責時政以外，娜華蒂露娃也是最早承認同性戀身份的運動員。她在1981年向外公佈曾分別迷戀男、 女教練，但在80年代的美國，同性戀仍不普遍被公眾接納。娜華蒂露娃因網球事業頻頻曝光，雖受盡輿論壓力，她卻毫不畏懼；甚至早在20年前推出的自傳《忠 於自我》（Being Myself）中，大談情路上的崎嶇，「情傷可使我崩潰，但球場往往是我的庇護所。」

　

在過去20多年間，她除了積極參與維護同性戀權益活動外，更獻身於為反歧視兒童服務，並提倡人應關注動物權利，如在2007年大力反對美國俄勒岡州大學對羊注射激素研究。

　

年前，她更參加了ITV的真人秀，目的為身體力行喚起大眾對環保事業的認知。在節目中，她跟從比自己年輕多年的製作隊伍，穿越森林，在生活環境惡劣的居所中留宿，甚至在鬥大膽挑戰比賽中，任數百數千隻蟑螂周身遊走，「我不怕牠們，只是必須穿更緊身的內衣褲罷了。」

把口緊閉　專注當下

上年年尾，另一網壇名將阿加斯（Andre Agassi）推出自傳，大爆過去不堪生活，如何受脫髮困擾，因而受助手引誘，吸食冰毒等；阿加斯名言「形象就是一切」，當時卻受不少傳媒質疑，阿加斯利 用自己過去的壞形象促銷新書，手法低檔，損害了多年來辛苦建立的形象；反觀娜華蒂露娃早於20年前推出個人傳記，她不畏公眾壓力，應說得說，別人覺得不應 說的她照樣本覑良心大書特書；到20年後的今天，她患上乳癌，仍堅強跟大眾分享治療期間的心路歷程，贏盡各界掌聲。

　

在某次網球節目中，娜華蒂露娃點評時下女將時，不失風趣地說：她們就是不懂把口緊閉，其實在擊球時怒吼很影響對手的發揮，打球的重點在於專注，不為下一秒設想，只盡力做好當下──這大概也是她人生的寫照。 

（原文列登於2010年4月16日《文匯報‧博覽》）

Je t'aime Taipei ：訪陳駿霖

夜幕低垂，一場戀愛剛結束，跟真命天子的邂逅才正式展開。　

　

決心直飛巴黎的痴心小子，偶遇喜歡在書店中翩翩起舞的寂寞女孩；老死是便利商店「開不了口」的夜更 呆子，無緣無故被膽大包天的樓盤銷售員綁架；情場失意的幹探以為可幹一票大的，幕後黑手竟是沉醉於懷緬昔日風光的黑道大哥……都市中人來又人往，夜愈深 了，孤獨的心靈卻漸漸有了依靠……

　

以上可不是經典的法式戲碼，導演新銳陳駿霖告訴我們，他鏡頭下的台北一樣可以浪漫又可愛。

　

在剛過去的2月，由李烈監製、鈕承澤執導的台灣賀歲片《艋舺》獲邀參加「電影大觀特別放映」單元， 就在同一時間，陳駿霖也帶同他的第一部長片《一頁台北》到柏林參展。兩部台片同時亮相柏林影展，台灣電影的風頭自是一時無兩，而後來更激動人心的是，《一 頁台北》從「青年導演論壇」中脫穎而出，獲得「最佳亞洲電影獎」殊榮，使陳駿霖的名字「再次」在國際間迴響。

　

是的，其實早在三年前，陳駿霖已憑首部短片《美》奪得柏林影展「銀熊獎」。「《一頁台北》的故事最 初也是由《美》發展開來的，雖然到後來已經關係不大。」陳駿霖告訴記者：「但其實我一直以來不算很有信心（拍長片），不過《美》出來後在影展有人打算給我 投資，我才開始往長片的方向想。」

「外國人」眼光

《一頁台北》又名「Au Revoir Taipei」，將法文翻譯過來意謂「再見，台北」。故事發生在小凱準備直飛巴黎找尋女友的前夕，他受黑道世叔之命往廟中香爐拿回秘密郵包，過程中遇上在 書店工作的女孩Susie；忽地趕來了兩路人馬，有為搶奪郵包而來的地產經紀，也有不知就裡要逮捕自己的警察，小凱只好牽覑Susie展開一次台北「亡命 天涯」──最後卻什麼都沒有發生，要偷的沒偷走，要抓的人抓不住，當然，要走的人最終也沒有離去。

　

依然是台北的日與夜，「Au Revoir」不用說出口，但整個故事的發生卻實實在在由對巴黎的想像開始，陳駿霖說。

　

「我最初很想講追求愛情這件事，講一個想離開台北去尋找愛情的人的故事。直至有一次，我在其中一條在地上行走的捷運線上見到台北的風景，當時感覺台北就好像巴黎。我便想，我們為什麼不能拍一個可愛點的台北，將台北的魅力顯示出來，就像巴黎，一個浪漫的城市。」

　

正如陳駿霖所說，每個城市都可以浪漫，卻並非每個人心目中的台北都會如此可愛。看《一頁台北》時就 令記者想起了兩年前鍾孟宏導演的《停車》，電影描述的是台北都市的擁擠及人生活的壓逼；陳駿霖鏡頭下的台北分外可愛，甚至在柏林6場放映會中連連被觀眾追 問「台北真的這樣有趣嗎？」他直言，這與他「外國人」的身份不無關係。

　

「因為我在舊金山的郊區成長，那裡街道都很安靜，屋子都是一個模樣的，所以使我更愛城市。」大概8年前，陳駿霖從出生地美國到台灣工作，首先跟隨楊德昌工作，擔任助理；03年他開始唸電影研究所，3年後發表第一部短片《美》，到今天則有了《一頁台北》。

　

「我的觀察必然跟我的出生有關。在戲中我會拍捷運、便利店、廟、誠品書店等等，這些在土生台灣人眼中都不會覺得特別的地方，而在我看來都是很有趣的事情。」

　

「也許這只是我主觀的看法，但我覺得台北真的很可愛。」

跨國班底

不過，談及在台灣的工作與生活，陳駿霖直言，「可能我也住久了，開始變得有點盲目，看不出特別的東 西來。」在這8年之間，陳駿霖雖間中有回美國休息，但身處台北大都會日久，事物慢慢由新鮮變得熟悉，因此到開拍的時候，他也不得不參考真正外國人的眼光， 去呈現一個全新的台北。

　

其中一個是來自美國的攝影師Michael Fimognari。這位跟同樣來自美國的攝影師，曾得過艾美獎（Emmy Awards），是陳駿霖在電影研究所的同學；當日，陳駿霖希望重新了解台北，希望取景可拍出另一種感覺時，Michael的鏡頭就自自然然取代了他的眼 睛。

　

但更厲害的是來自韓、德兩地的「外援」。

　

「數年前認識了李仁兒，她是韓國人，在德國出生和從事電影工作，早幾年更開始和Wim Wenders合作。後來她將我介紹給Wenders認識，我們將劇本聊一聊便合作起來了。」

　Wim Wenders是德國電影大師，有作品如《巴黎德州》、《慾望之翼》、《咫尺天涯》，更曾經獲得康城影展金棕櫚獎、最佳導演、評審團特別大獎等重要的獎項；今次有幸跟Wenders合作，陳駿霖笑言「大師」更像一個「老師」。

　

「他不會覑眼預算、後期製作等等，今次他較注重創作的東西，因此在我寫劇本時給了我很多想法。」

　

「我們在2007年第一次見面，他說他也很喜歡城市、很喜歡喜劇；他見我劇本中有些荒謬、笨笨的搞笑的元素，就答應了合作。原因是他不希望找個跟他太近的導演，而我的電影跟他的很不一樣，他覺得這樣的合作才有趣。」

　

「後來到開拍之前，他甚至親身來了台北，而他也覺得台北是個很輕鬆的城市。」

也是一夜台北

「一個人走在傍晚，七點的台北city，等覑心痛就像黑夜一樣的來臨……」不同的年代，一樣的台北 city，陳駿霖眼中的台北已不是優客李林歌曲中愛情的傷心地。《一頁台北》其實也是「一夜台北」，可是這一夜發生的卻不是令人心痛的離別，小凱牽覑 Susie的手，由夜市疾走，在誠品起舞，兩顆寂寞的心因而有了共鳴。

　

「我常常在想，誠品書店半夜總有很多人在看書、深夜時分就總有一男一女在便利商店工作，還有一班媽 媽在公園裡跳舞……這些都是我可以觀察到的事物。而Susie呢？我想這個女主角一直很寂寞，而她最渴望的就是跟在書店認識的小凱跳舞，所以我就設計了全 書店一起跳舞的戲。這些在電影中看來可能有點魔幻寫實，但都是很特別很浪漫的東西。」

　

因拍台灣可愛一面獲得島內外的讚賞跟認同，陳駿霖直言對他來說是極佳的鼓勵；事實上，在拍攝過程中，仍未籍屬台灣居民的陳駿霖可得到政府的策略性輔助金支持，這也是他甚為感激的。

　

「我下一部《南京東路》都是喜劇和關於台北的，是以經濟起飛為背景，真的希望能找到投資，繼續拍下去。」 

（原文刊登於2010年3月30日《文匯報‧聲光透視》） 

黎耀祥：演練人生 戲假情真

「總覺得演戲是探索人生的一條路；在這條路上，演員要不斷發掘自我，把藏在心底的真情、收在背後的經歷、早已遺忘的故事都一一放在眼前，重新編寫、重新註釋，再將之全部出賣，賣給收買靈魂的魔鬼，再塑造出一個又一個有血有肉的角色人物。」──黎耀祥

接觸黎耀祥時，早過了《巾幗梟雄》鬧得全城轟動的那段日子。時近歲晚，多得「柴九」效應，這位三料視帝依然工作不斷，登台、表演、節目、登台，在開關電視難得一見的高頻率下，較少人留意到的也許只有他剛推出的專欄結集，名為《戲劇浮生─黎耀祥論演技與人生》。

一切都顯得是靜悄悄的─相對其在演藝界的曝光率而論。
　
然而，當閱讀着他擁有高度思考性的戲論文章時，便可發現他的文字可跟他的形體演出一樣擲地有聲。看演員寫戲，你或會懷疑，不如看他做戲。可是無論他選擇了哪一種表述模式，他亟欲跟大眾分享的都不過是人生，這是黎耀祥在訪問中給予記者的第一訊息。

人生是演戲師傅

「在剛剛進入電視台工作的時候，都將時間花在摸熟表演模式，過程中一直有所思考，但會認真想演員是怎樣的一回事，應是近十年的事。我覺得，演員的責任正是 要想通人生是什麼，並將這理念帶入戲中，這是我近年覺得要這樣的行的方向。」人生如戲，戲如人生，聽起來老掉牙的「至理名言」，黎耀祥說着卻十分篤定。
　
  1985年，黎耀祥加入無綫第三期演員進修班，第一齣參與的是處境劇《綠卡何價》，飾演一個在外地非法居留面臨遣返的華人勞工。在往後的25年間，他慢慢 由名不經傳的三線演員至近年的一線演員身份，他曾經演出為人熟悉的角色有《射雕英雄傳》的周伯通、《西遊記》的豬八戒、《楚漢驕雄》的韓信、《秀才愛上 兵》的戴從文和戴從武，當然還有讓他初登視帝寶座、《巾幗梟雄》中的柴九；但其實更多是他綠葉時代連名字都沒有的甲乙丙，當然那些閒角是注定不被觀眾憶記 的，可是對於黎耀祥來說，卻是點滴在心頭。
　
於是，究竟何謂以演戲思考人生？請不要誤會，黎耀祥說，並不僅僅是因為演過了許多角色，而比常人獲得了許多隨角色轉變而來的心態與經歷，相反是他的人生帶動了他的戲劇，一切從外在而來的衝擊都促使了他的演技更加成熟，其中影響最深的一次莫過於離開無綫電視的那幾年。
　
「那時候一直徘徊在一線尾二線頭，豬八戒的角色似乎很受歡迎，但自己感覺角色一直無進步。可是我很明白一個現實問題，就是無市場價值就無演出機會，好角色都會給有市場價值的演員，而當時一二三線都『擺好晒位』，所以怎樣跳都不會跳得出來。」
　
「結果離開TVB去了拍戲，由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到了最陌生的地方，很多事情都十分混亂，反而是衝擊最多、最加速自己思考的時候。在TVB時事情都太熟悉、 太慣性，可是到了外面，很多事都必須自己去想，不擅交際如我都要出去交際，做了些從來不做的事，也看了些以前看不到的，結果這四年（1998-2002） 收穫很多，終於明白演技是什麼，不過是人生經歷罷了。」

情多情不薄

在最近無綫一個名為《我的2009》的人物特 輯，記得黎耀祥還談過一段影響他演戲的經歷：某一日，他收到了哥哥的來電，從對方口中傳來的是媽媽已過身的消息。然後他在想，如果這只是一場戲，角色接下 來總是嚎啕大哭。但那一刻，他的內心卻是一片空白，在哭與不哭的思考中，媽媽的突然離世為他上了人生最寶貴的一堂戲劇課。
　
然而，除了把握人生的種種歷練，黎耀祥直言演員還必須具備一份異於常人的情懷。
　
「演員有很多事可以教、可以學，有專門的學術、演技課程，唯獨演員心目中的情及感覺不能教。我可以教你演戲的節奏、面對鏡頭的角度，或教你哪個地方停頓，甚至可以站在一旁cue（指示）你，但就算將所有完成而表達不了感覺，都是無用。」
　
「究竟感覺是什麼呢？可以說是無人知。它是精神層面的，可是我們都具備，只是強與不強的分別。但演員必須強，因為必須要讓觀眾感受到，而所謂情懷就是將感 覺提升。正如我所講，演員正正是對人的研究、剖析，人除了外表，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腦，去對人、對人所處的環境、對生存理念等作出思考，這些都是人必須要掌 握的。我們要將對事物的情懷轉化成語言，並不單單只是做出幾個喜怒哀樂的表情。表情不過是幾個板斧，多演幾年就已經不過如是，但真正的演出背後卻應十分豐 富。」
　
「而且情懷還包括投入人類這個世界，對人無情不能表達人。每個人都是社會一分子，如果連對身邊人都不關心，演員還可表達什麼呢？你可以只跟劇本，感動人與否又是一個問題；更重要的是，能夠去經歷，對於人來說已是最大的收穫。」

不要叫醒我

花了半生演戲，至如今處於事業巔峰兼寫專欄出書做作者，黎耀祥笑言此舉不為轉型做「才子演員」，書寫除了是對歷來演戲經驗的回顧及整理外，多少是出於一份浪漫的暇想。
　
「演員留存下來的多是影像，很少是文字，因此我對寫專欄十分感興趣，也覺得可以用文字留下一個人的經歷是件浪漫的事。」
　
「其實以前都曾經有重新解讀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員的自我修養》的想法，去拆解他的觀點，並重新加入我做戲的意見，如現在演員在控制個人形體、情緒及行動的節奏都不同了，很想通過重新解讀這本書去讓現代人明白看電視劇集到底是在看什麼。」
　
不過，黎耀祥這計劃卻一直未有實踐，無他的，還是演戲的緣故。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對我來說，作為一個演員是我的使命，演戲才是我必須做的。愈做愈覺得一個好演員好難得，能夠打動人心的演員不多，演戲而有內 容更不容易，當中牽涉許多因素，如本身具備條件、上天賦予的特性等，如我記性很好很快，不太用看劇本，這是上天賦予我的能力。」
　
「今時今日我發覺自己具備這些能力，如果不繼續做似乎錯過了上天要我做的事。我成日想，如果上天有一日收回我的能力，我可能便不會再演了。所以我書的序裡都有提及高錕，我曾經跟我的兒子說過，如果有一天我什麼都忘記了，千萬不要叫醒我。」
　「因為人生只是一個過客，人生只是賺了一段時間，一些經歷，這些才是我們最寶貴的事。」

（原文刊登於2010年2月24日《文匯報，人物》）

培根求虐的惡魔

現代人好八卦，對於發掘古今名人的軼事、醜聞尤其感興趣，如愛爾蘭一代畫師法蘭西斯．培根，他的極端一生早在90年代成為大眾的談論對象，甚至被拍成電影，對其同性戀及虐待癖大說特說。 

　

紐約書評評論人、著名藝術史家約翰李察遜最近舊事重提，本著史家的良心不談是非風月，反而憑當年的一段友好關係向世人重現他所識的培根，答案卻是：他（培根）並沒有那般出色！

　

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出生於愛爾蘭都柏林， 父祖皆是名門望族的後裔，跟他同名的叔叔更是英國最著名的政治家及哲學家。他於1920年代末期開始繪畫，未受過正規的藝術訓練；1945年，他憑藉作品 《三幅十字受刑架上的人像習作》（Triptych:Three Studies for Figures at the Base of a Crucifixion）參加倫敦拉斐爾畫展聲名大噪；他後來的《自畫像研究》（Study of Self-Portrai）更成為了當代繪畫中的經典作品，並在1971年時被法國藝術鑑賞雜誌列為當時十大畫家之首，是英國最具影響力的畫家之一。

　

儘管藝術成就驚人，培根的一生卻在憂鬱與不快中度過。

扭曲童年 易服成癖

據資料記載，培根少年時體弱多病，對動物患有嚴重的敏感症，因此自小便大量服用藥物，以減輕症狀；家族雖有名望，亦不乏兄弟姊妹（有一兄一弟，兩個妹妹），可是性格內向，與父親的關係亦不愉快。

　

因為個性羞澀，培根天生彷彿便跟同年紀的少年不相同，他舉止行為女性化，甚至喜歡易服變裝。他曾不 只一次在盛大的舞會上，穿上珠片閃裙，塗抹濃妝，將自己打扮成花枝招展的舞女；更有一次因被發現穿上了母親的內衣而被父親痛打一頓，但這些痛苦的經歷卻成 為了培根日後的創作泉源。

　

約翰李察遜（John Richardson）最近接受《衛報》訪問時不忘透露對好友易服的觀察。約翰指出，培根家中年老的保母不時「鼓吹」培根的放縱行為，「她睡在廚房中，彷 彿無時無刻都為培根的偷竊行為──如他最愛的雜貨、化妝品及為讓頭髮定形的鞋油──大作掩飾。」李察遜繼續補充：「她又為培根提供不尋常的收入來源，每次 當藝術家們開非法的派對時，她都會在玩紙牌咭的人客堆中收到了大量的小費。」

　

李察遜甚至記述，他曾經在派對中聽聞培根對保母說，「他們（派對上其他的藝術家）應該留待至男男交媾的環節。」李察遜因此認為，培根不應被視為唯一沉溺同性愛的英國藝術家。

畢加索後有培根

85歲的年邁藝術史學家李察遜，一直以來以研究畢加索聞名，他於1991年出版第一部畢加索傳記而獲得英國的惠特貝瑞文學獎（Whitbread Prize），隨後在1996年、1999年分別推出第二、三部，使他在藝術界中享負盛名。

　

今年，他為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重新審視好友兼著名畫家培根的一生，他指出，培根的一生因其虐待癖相伴，培根在藝術上固然有卓著成就，但其末期的作品，卻因為欠缺了受虐的苦 痛而失去神韻，並不應如以往評論家般一味的讚嘆。李察遜在既有的評論上另立新意，因而引起了極大的關注。

險被男友打飛眼球

　

李察遜指出，兩個男友對培根影響最為深遠。培根的第一個男友彼德雷斯（Peter Lacy）猶如其父親的直接投射。他在父親日接夜的虐打中獲得了受虐的快感，而雷斯更可說是變本加厲。

　

在李察遜眼中，雷斯每每對培根作出「最兇狠的攻擊」；在長期的酗酒中，雷斯甚至曾經將培根整個人擲向房間的玻璃外，使他的臉部嚴重損傷，右眼更險被打飛，要靠縫針才可把眼球安放原位。

　

「但培根更愛他這個暴力的男友；後來弗洛依德（Lucian Freud）因得悉此事而對雷斯提出抗議，使他搬出了原來的居所，這促使培根與弗洛依德的友好關係破裂。」

　

但李察遜書中卻不忘提出雷斯帶來的「啟發」，「人所共知彼德雷斯在鎮上臭名遠播，他對待培根如奴隸，並不時對他拳打腳踢；不幸的是，這卻大大提升了他對愛人創作的靈感，使他畫出了最出色的幾幅作品。」

　

1954年，培根按照男友的形象畫出了《Man in Blue》系列，坐在垂直黑帳幔背後身穿黑禮服的兇惡男人，正是培根最「疼愛」的原型。

受虐爆發藝術靈感

但最為人認識的卻是培根在雷斯以後與佐治戴爾（George Dyer）的另一段關係。

　

1998年，英國導演約翰梅布瑞（John Maybury）憑電影《愛是惡魔：培根的自畫像》奪得了多個國際電影獎項，電影充滿性慾元素，講述培根如何誘導入屋偷竊的小偷戴爾發生關係，並在以後的日子成為他畫中的主要模特兒。

　

電影著力營造浪漫愛情故事，但在約翰眼中，二人的相處遠遠超越浪漫成份。

　

「培根曾承認他會用各種手段使戴爾精神上崩潰，然後到了每個最適合的清晨，他便會忘卻對愛人的所作所為，畫出他的巔峰之作。」

　

在1964至1974年的十年之間，戴爾成為了培根靈感的繆恩，他的畫作時而與愛人對話，風格逐漸傾向暴力、荒誕，用扭曲的面相與身體表現他內心的激情；通過畫畫，他思考人的存在，在戴爾自殺之前，他一度稱自己為存在主義者，更有「暴力是存在一部分」的名言。

屍體當模特兒

可是二人的關係並不長久。李察遜憶述1968年的一個黃昏，當他與兩人進餐過後，戴爾因一場爭執獨自離開。「過後，培根跟我通電，他說他的愛人倒在酒店房間門外，手中一大把的安眠藥及一樽威士忌，那時他已不醒人事。」

　

在首次自殺不遂過後，培根對愛人的逼迫愈來愈深；戴爾不久後在希臘第二次自殺不遂，最終在1974年於巴黎服藥身亡。

　

在戴爾逝世之後，培根陷入了極度的傷痛之中，但卻沒有令人忘記他曾在一次自殺事件中，依然拿著畫筆描繪出戴爾垂死的形態，此舉亦使大眾對培根作出了嚴重不道德的指責。

　

「所有我深愛的人都離我而去了，我無法停止想念，所以只能更專注於我的藝術之上。」培根在事後解釋說。

不是僥倖 便是災難

在佐治戴爾離世之後，李察遜認為培根作品的質素快速下滑，儘管他之後交了另一男伴約翰愛德華 （John Edwards），但他與愛德華的戀情卻遠離了以往施虐受虐的情人關係，使他的作品再無生機。「在愛德華的影響下，培根的作品由魔鬼的形象淪為一般健壯男 子的裸照，然後他筆下那些充滿性暗喻、無頭無臉的男性軀體，慢慢轉變成了簡單的軟性情色畫。」

　

迄今為止有藝術館三次舉行培根的作品回顧展，最後一次是上年4月由泰德畫廊（Tate Gallery）舉辦的回顧展，現場出現的當代藝術家如Damien Hirst、David Sylvester在節目上一再肯定培根的名望，可是李察遜卻認為這一類評價失諸客觀。

　

「簡單來說他就是畫不出來，他無能為力清晰勾勒出所畫的對象及其空間，玷污了一幅又一幅的作品，他的『Screaming Pope』系列的成功不是一次極大的僥倖，便是一場重大的災難。」

培根於1992年去馬德里旅行的途中去世，去年佳士德的拍賣會中，他為紀念愛人佐治戴爾離世畫的名 畫《室內的三個人像》（Triptych, May-June 1973）以高價賣出，那是培根受苦最深時期的作品，模糊不清的人物在三個不同的空間展出頹廢的姿態，正是這惡魔畫師最得意的作品之一。

（原文刊登於2009年11月27日《文匯報‧博覽》）

狐狸學者李歐梵 終生不殆的人文關懷

杜甫有詩「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縱橫」，狐狸者，其狡猾、其不馴，自古以來少為人所稱道。

 因此難以想像一學者以狐狸自況，旁人看來或以為是對自身惡意的嘲諷，就算不然，亦必帶點戲謔成份。如若不究因果，又何以得知李歐梵自稱狐狸型學者，原來已確切反映出他做學問的思想體系，乃至於其多年來面對學術、生活的一套價值觀？

　

由早年對五四文人的浪漫傳統及「現代性」、「後現代」思潮的探討，到近年電影、音樂、建築無所不寫，無所不談，冷不防還會跟周星馳來次「真情」對話，李歐梵身體力行告訴大眾，狐狸老矣，而他的人文關懷卻從不止息。

　

 「狐狸的意義應當解釋一下。我的說法是，刺蝟型的人只相信一個系統，狐狸型的人不相信任何系統，比較懷疑。也就是說我不願意做一代大師，能自以為然地講出一套一套的。」──《徘徊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

今年是李歐梵的退休年，中文大學的職務剛正式完結，他另一邊廂已為將於香港大學開設的六堂人文學科 講座密鑼緊鼓籌備中。這是李歐梵自2002年留港後第二次跟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合作，計劃是由傳媒學院主持，然而課程所涵蓋的五花八門，更是他積 累多年有關全球化下人類文化普遍面對的大議題；開課前他抽空跟記者一行人茶敘，也給了各人一份親筆撰寫的課程大綱：「全球化下的人文危機」、「重構人文學 科和素養」、「小說的當代命運」、「文學與電影：經典的改編藝術」、「聆聽二十世紀：音樂與文化」及「大都會中的田園：人文建築的風景」，猶如六道佳餚置 放眼前，我們笑說，每一道都足以成為一篇博士論文了─更要是來自不同範疇的六味上菜──可是對於向來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李歐梵來說，這種博覽群（學） 「科」式的授學理念又有何出奇？ 

李歐梵對文化的熱忱，跟他的身世學養有直接關係。父母是音樂家，使他自小培養對西洋音樂的熱愛；在 大學時期，他就讀的正是台大外文系，他跟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等人辦《現代文學》雜誌，後來眾人都紛紛邁向作家的路途，李歐梵卻沒有趨步而行， 相反一下子衝進了政治學的懷抱。「我當時想做外交官，覺得父母會以為文學沒用，做外交官反能賺錢。後來我卻失望了，因為我發現自己對政治完全沒興趣。」結 果到了1963年，李歐梵終於從芝加哥大學轉到哈佛大學的「東亞地區研究」碩士班修讀歷史，他回憶當時隨兩大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及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學習，對他啟發極深，尤其後者的辯證思維，更使他培養出做學問每事懷疑，凡問題都會反覆辯證澄清的「狐狸式思維」。

　

「大概是我入學後的第三年──我和費教授的關係開始接近起來。他公開稱我是一個「放蕩不羈者」（free spirit）……我從此也更以此自居，逐漸在思想上獨立起來。」 ──《我的哈佛歲月》　

李歐梵或許情願打文化游擊也不願意做一代大師，然而八年的哈佛生涯卻成就了他學術上的地位。「在撰 寫博士論文時，費正清教授要我們寫一個人的傳記；當時五四無人寫，只有周策縱的一本《五四運動史》，我也寫五四，但覺得一個不夠，結果就寫數個作家，並從 徐志摩開始想『浪漫』的問題，究竟『浪漫』是一種心態、主義，還是個性，並將作品同文學史連繫起來寫。」結果他的博士論文《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後 編輯成書出版）成為了早期研究五四文學的學者不能不讀的論著；在輾轉「流徙」於政治、歷史的國度後，他重返文學的領域，撰寫於80年代的《鐵屋中的吶喊： 魯迅研究》沿夏志清的研究脈絡，將魯迅從政治上的「神」還原為「人」，開闢了以後「魯學」的新路向。

　

不過，既然是一個「放蕩不羈者」，又曾受學於多個學術領域，而且多年來行走各國如一「都市漫遊者」 （不正是他常掛於唇邊班雅明的Flaneur形象嗎？），可想而知，李歐梵絕不甘心只留守於文學領域──或者更正確點說，他更樂於站立在每項人文學科的邊 緣位置，由此不只充當起建構者的角色，也可不時對「主流」、「中心」展開批判，這在在成為了他對中國「現代化」/「現代性」問題的思想根據；亦因為他同時 對中、西文化的高度認知，使他能屹於高樓望東西，比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挖得更深，望得更遠。

　

「我要作一個像伊凡卡拉瑪佐夫一樣的知識分子！俄文intellignetsia這個字對我有極大的吸引力。」──《我的哈佛歲月》

　

由台灣走到美國，由美國東岸走到西岸，最終在新世紀開展之際，李歐梵選擇了香港這彈丸之地開始人生 的另一章節。2004年初抵香港，那年他65歲，李歐梵笑說，這正是一般人的法定退休年齡。然而在這短短的七年間，他在香港卻宛若重演了前半生的教學生 涯，在香港中文大學出任只此一人的人文學部教授，輪流在文化研究、歷史、文學等學系講學授課，教導莘莘學子；直至今年正式退休，他不但應中文大學之邀在未 來兩年繼續任新書院晨曦書院的顧問教授，幫助建設外國小書院的教學精神，也應香港大學之邀參與人文學科錄像教學的計劃，希望能藉此將具深度的文化知識下達 學生、群眾，裨益社會。這一切一切，除了是本於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也建基於李歐梵終生不殆的人文關懷，而他與香港更有說不盡的情分…… 

 （文：筆者　李：李歐梵）

文：你曾經說過，你與香港的因緣是基於妻子是香港人的關係；但就我觀察，香港對你影響甚深，甚至一般人以至學者都說香港不是好地方之際，為何你反而獨愛香港？ 

李：這出於一段奇怪的因緣。我記得1970年第一次來港教書便是在中文大學，當時有一個教授載我到尖 沙咀，我沿路看著建築物就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因為我很喜歡這種中西文化混雜的特質。在後來決定返港時，我就說我已是半個香港人。雖然到現在我仍 不是香港永久居民，但這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對我來說，要做一處地方的永久居民就是對那地方要有承擔感。香港給我很大的挑戰，因為愈是資本主義，愈是商品 泛濫，我愈覺得自己有用，我很希望對香港有一點點的貢獻，尤其對如今這個過度商業化、過分官僚主義的社會有一點人文的影響，讓下一輩生活得好一點，我有這 種理想。 

文：你一直很強調對人文（humanity）的關注，你是何時開始感受到這種嚴峻的人文危機？ 

李：也是在香港。2003年SARS時，全香港好像死了。什麼資本主義也好、動感之都也好，一個 SARS全都沒有了。那時候感覺人會把人文資源全拿出來，因為人快死的時候都會回想從前，可是香港人無法做到，因為香港人太注重「現在」，太重利益，因此 很多事情一下子就沒有了，時間停頓了、城市也被封鎖了，我感受很深，那時候我就感受到被封鎖時人正正需要人文的滋養。 

文：那麼對於重拾人文主義，你有什麼新的看法？

李：現在的時代注重現在、當下，事事要快，可是「慢」對我來說才是一個可供思考的空間與時間，人才能感受到這時代是怎樣的。這就已經是很大的人文危機，如果連我們這些人文主義者都沒時間去思考，問題如何能夠解決？如何面對挑戰？這些都是我現在細想的問題。

　我有一個較奇怪的想法，就是將這個時代跟一百年前比較，可能當時會是這個時代的一個陰影。由此，我 想到文化的靈魂，我想通過這種奇怪的比較方法，從以前不同的時代取用當時的文化，從而使人的精神、靈魂、文化生活豐富起來。因為任何一種文化背後都有所 本，有傳統、有回憶，但現在的人都認為人文主義保守傳統，沒甚可說，我就要看看有沒有新的方式去講，希望人能夠學懂將「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豐富起來，可以抵抗過度的資本主義。 

文：我可以說你是一個資本主義抵抗者嗎？

李：我不是激進批評資本主義的人，更應該說我是對資本主義的不滿者。但我覺得不滿 （discontent）很重要。你對雷曼兄弟不滿，就上街去；對學校不滿就應去抗議。人需要不滿，太過滿足是不行的，尤其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更不應對 現狀過分滿意，一定要對現狀不滿。我有時感到奇怪，現在中國人對現狀都是挺滿意的，年輕人覺得生活舒舒服服，中國強大富足，好像沒有什麼不滿，可是我作為 知識分子，就開始有點警覺了。我不是革命主義者，也不是改良主義者，我認為人，尤其年輕的，一定要抱有不滿，因為只有不滿才能產生思考的力量，才能產生想 改變生活的力量，不是說要成為社會上的異類，只是我覺得香港人太乖了。 

文：你會繼續留在香港嗎？你以後的學術路途又如何？

李：我現在也有想這個問題，很矛盾。我一方面希望做研究，一方面又希望做小文章，所以我也在做一個最 大的決定：我將來要做什麼？如果做學術，我就一定會到台灣；香港這個社會的好處在於多元化選擇，可是這地方太侷促了，沒時間思考。我自己很有罪疚感，因為 作為學者，我做的研究不足。雖然寫過許多書，但都是只有普通的學術價值，《上海摩登》算是比較好的，但我認為自己仍未寫出一本有份量的大書。所以我說，可 能到台灣一兩年，把書寫出來，也有可能不去台灣，這就是我的規定，如果留在香港就繼續寫小文章好了。 

後記

 「我曾跟朋友打趣說：別人一般講『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別人的好』，我卻相反，『文章是別人的好，老婆卻是自己的好』。」 

白先勇曾經說，李歐梵與李玉瑩的婚姻有如傳奇，是「半生緣」加上「傾城之戀」的；二人識於微時，成婚於晚年，李太太照顧了丈夫一生的「飲食」，李歐梵在太太憂鬱病患期間不離不棄；後來二人更合著了《過平常日子》，簡單五字道出了兩口子對生活的期盼。

　「我老婆剛才離開，我們去了食午飯。」

因訪問之故，記者第三次跟李歐梵見面，時近中秋。

　

「我們還去了中國文化研究所猜燈謎……」李歐梵笑得眼都瞇起來了。

　

「結果是她猜中了……哈哈！」

我終究不知道那燈謎的內容是什麼，但我衷心相信與妻相伴是這浪漫文人最大的幸福。

（原文刊登於2011年9月18日《文匯報‧文化名人訪談錄》）

林夕：寫詩不是詩

林夕從來不只一個身份：報紙編輯、電視台創作主任、音樂創作總監、電台創作顧問……超乎大眾的目光，林夕，不 就是那個逢年尾都會得獎的填詞人嗎？實情是他還會寫文，今時今日在內地最熱的兩個香港作者，一是梁文道，二便是他；到7月推出最新結集《十方一念》，以為 他準備重拾「詩人」身份，在出版社舉辦的書會中他卻連忙耍手擰頭說：「我不能將這些不能名狀的東西叫作新詩。」

談詩

誰又記得林夕曾經寫詩？在就讀於香港大學之時，林夕的兩門主修課便是翻譯和詩；80年代，他跟飲江、洛楓、吳美筠等人創辦了《九分壹》詩刊，後來數人都成為了著名的香港詩人，獨獨林夕沒有。或許是要跟歌詞談戀愛的原故。

　

但這理應不影響將《十方一念》定性為一本詩集。書中的第一首作品〈把露珠還給池塘〉：

　

「第一滴露珠/憐憫蓮葉單調/吻下了同情的淚水/第二滴露珠/替蓮葉化妝/融合成宛如鑽石的亮點/第三滴露珠/想蓮葉搖曳生姿/匯成一波波漣漪……」

　容我搬出斯德曼談詩的六大要素：「詩是一種富有韻律而且充滿想像的語言，它表現著人類靈魂的創造、趣味、思想、情感與洞索。」將露珠的形態比喻成淚成鑽，而物質竟可吻可想，細用通感之妙化靜為動，疏淺讀者如我亦不難將此首稱作「新詩」，更不消談新詩根本無仔細定義。

　

你說這是圖文書，裡頭的是「疑似詩」，稱不上新詩，為什麼？

　

誰知我一問他，他就更清楚了。（不應是糊塗了的嗎？）

　

「我希望它們更接近佛家的偈語，就是將一些短暫的體會化成文字，寫出來。」

　

可能是你讀文學出身，對詩有較高的的要求吧？

　

「新詩並沒有明確的定義，例如文學中也有散文詩之說，所以很難判斷一首作品是否新詩。但因為我是讀 詩出身的，要求一種特定的新詩邏輯，而當中應該有更多想像，語言更加跳躍。但這本（《十方一念》）中的作品並未有達成文學中的節奏感，所以嚴格來說不能說 是詩，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寫點大自然的事物便算有詩意，詩不是這樣的。」

　

《十方一念》是他近年在雜誌發表的作品結集而成。林夕直言，在開始撰寫此欄之先，出版方要求來點「跨媒體」的嘗試─發表平台對作者的規範，才促使了他有以圖入文的意念。

　「如果可以，我當然希望寫自己理想中的新詩。但同時也會想，詩就正如文藝片，是出版界中的票房毒藥，今時今日談詩一定會嚇走讀者，因此這次都可以說有將詩淺化的企圖心。」

　

「而圖文書的嘗試，最重要的是圖畫可為文字提供一種怎樣的閱讀氛圍，希望加入圖後可給讀者看文字時帶來新的感觀感受。所謂『圖文並茂』，『茂』正有『百花齊放』之意。」

談文學

08年林夕的散文集《原來你非不快樂》在內地大賣，甚至有巡迴講座；今年則有梁文道在內地一連推出三本著作《常識》、《我執》及《噪音太多》，同樣賣得滿堂紅。內地讀者愈發對香港作者感興趣，是一種對外來視野及觀感需索的體現。

　

林夕的作品，不論其詞其文，最獨特之處盡在「情」字。從前的他「害怕悲劇重演，我的命中命中，愈美 麗的東西我愈不可碰」，如今篤信佛理，學習破我執，明白人生流轉至道，並將佛理融入愛情的狀態中，「陽光在身上流轉，等所有業障被原諒，愛情不停站，想開 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教人如何放下偏執。

　

因擅寫情被人詬病，林夕曾在多個公開場合提出廣東歌為什麼不能寫情的疑問，包括今次的書會；而這次他更擴展到文學的範疇去說。

　

「文學的作用是什麼？如果一個人為做文學大家而去寫作，我相信他筆下的都不過是很矯情的文字，用盡 文字的方程式去方便批評家、理論家。但我認為文學的好處在於不知不覺造福社會文化，正如多很多人能在有水平、有質素的歌詞中取得養分，並得到文學的快感， 所謂『歌詞能否進入殿堂』這問題不應再如此介懷，入不了反而沒那麼嚇人。」

　

我在想，因信佛之故，林夕對於「名份」，其實放得很開，如他笑說那些只能稱作「疑似詩」的「詩」，以及他對廣東歌詞的要求，以文字為讀者帶來愉悅是他現在最希望達到的。

不離世間覺

所以一頁一頁掀動《十方一念》是相當快樂的一次閱讀體驗。沒能力遵從林夕的建議，先用掃描器將圖文 複印到電腦內，再嘗試變更色調感受不同的閱讀效果。但書中的文字─我會這樣區分：寫感悟的、寫愛情的，以及寫社會實況的，都為讀者架起了三面屏風，望之觸 之皆柔順如絲，細觀之下卻有林夕對社會十分敏銳的觀察，哪怕他說只是一堆無以名狀的分句。

　

寫市民股票炒賣心態，「賣掉過期硬幣/買來愛國證券/好歹都是在天不吐煤礦的股東之一/卻無權日理 萬機/自此黎明即起/十時開始難以平伏的心跳」（〈所謂轉型〉）；也寫台灣政治，「曾經是重慶南路寓所的舊主人/如今是新主人的階下囚/嘆政治的變幻殘忍 無情黑暗/台灣何時已成拉美非洲東南亞的落後國家」（〈詩啊詩人啊人〉）。信佛明佛，仍如此執於世情動向，不會是種矛盾嗎？

　

「如果一個出家人見到不平事，因為想不執著而不出聲，這樣是犯罪，也會傷害到人，有違佛法之現象，他還算做到慈悲嗎？請不要將佛教看待成絕對出世的宗教。大乘佛教強調的並非關在深山修行，而是要做到『不離世間覺』，將佛法普澤人間。」

　「

我早期開始寫作時的確感到許多事情讓人憤怒，筆下充滿怨氣，但現在慢慢做到對事不對人，寫作為令更多人明白對事件可有不同看法。」

　

在近2個半小時的書會中，林夕訴說了許多對於寫作、文學的看法，寫不是詩的詩，而他也會繼續寫。 

（原文刊登於2009年9月21日《文匯報‧讀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