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9日 星期六
2012年12月16日 星期日
BIG
景俊以為多蘭睡了，靜靜在她身後傾躺下來，說出隱藏日久的心底話：「在靈換重新交換過後，你可以別忘記我嗎？你可以留住跟我，姜景俊，的記憶嗎？」多蘭沉默，淚卻止不住地掉下來了。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幕。
韓劇《Big》是繼《祕密花園》後另一齣靈魂交換劇，講述十八歲的姜景俊在一場意外後發現靈魂突然轉移到三十歲的徐在允的軀體裡，自己的肉身卻陷於昏迷，慌亂中幸得中學老師吉多蘭的幫助，生活才漸漸得以安頓下來。多蘭是允在的未婚妻，意外發生以前正等待允在的答覆──愛還是不愛她──然而在跟「允在」的相處中，多蘭漸漸發現她自己竟愛上了住在允在軀體內那個只有十八歲的莽撞少年。她到底該如何抉擇？突如其來的愛能否讓她跨越不可能的界線，大膽承認愛上自己的學生？同時，深愛著多蘭的景俊，又能否克服因靈魂交換帶來的種種困難，成為多蘭可以託付的男人？
據說劇名「Big」的概念取自Tom Hanks電影《飛越未來》（Big，1988），其實即便沒有參考後者，劇集「提早進入成人世界」的意念還是相當明晰。在劇集前半部份，景俊不時發問：「為什麼你們大人就要這樣？」他一直質疑大人們按章照規、不隨心而行的處事方式，也不喜歡多蘭常取笑他「只是小朋友所以什麼都不懂」；他認為自己是懂得的，卻實實在在不明白多蘭那跨不過的海洋，其實並不是左手無名指上的婚戒，而是世人對忘年戀人的目光。故事繼續發展，景俊開始明白了，他懵懂的心也終於變「大」了，就在即將喪失所有記憶前，他跟多蘭約定，再見之日，當多蘭再次如初見時緊握他的雙手，他必定會一點一滴把二人的往昔召喚回來，重新愛上這個一直守護身邊的女人。
說實在，劇本仍有許多不足的地方，例如如果景俊最終必須忘掉中間發生的所有事情，為什麼要安排他提早進入成人世界，變得成熟？又例如允在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對吉多蘭的感情又是怎樣？其實這些都可以更實在的向觀眾交代。當然，結局也注定難以令人滿意，我無法稽考是演員檔期還是文化使然的關係，不讓十八歲的景俊露面，只用朦朧的手法展示二人的重聚。虎頭蛇尾，不免令人失望，幸而，還有孔佾拯救了一切。
賴香吟：駛過無風帶幸存者
記得福克納曾這樣說過，內在自我衝突是使優秀文學作品成立的必要條件，內在自我衝突也是唯一值得書寫的對象。換句話說，他相信文學的價值在於處理人內在的各種糾結、張力；同時他亦相信，當面對人生各種痛苦、困惑，人可以（甚或必須）依靠文學，在文學裏尋得慰藉。
台灣作家賴香吟醞釀經年推出的《其後》正是一部將死亡、人生與寫作交織起來的自傳體式作品，當中觸及面對好友突然離世如何憑藉書寫走出陰霾的課題，值得愛好文學創作的讀者細味、思考。
認識賴香吟的讀者都會知道她在台灣文壇上的幾重身份：她創作，曾獲得聯合文學新人獎，著有小說集和專欄散文結集；她翻譯，譯有日文學術書《蔣經國與李登輝》、日文小說集《日蝕》等；還有一個更為人關注、熟悉的身份：作家邱妙津的摯友，以及其遺稿的保管、處理、出版人。1995年邱妙津在法國用利器自戕，離世前把手稿與筆記交付賴香吟處置。不久後，邱妙津生前未發表的兩部小說《寂寞的群眾》與《蒙馬特遺書》相繼推出；歷經長達十三年的編輯工作，二冊《邱妙津日記》亦終於2007年出版。
時光荏苒，當不少讀者以為邱妙津的文學考掘終究完成，有關邱、賴二人的餘話也隨着《日記》的面世而告一段落，後者卻在沉寂數載後交出的長篇《其後》中以幾近自白的方式向讀者訴說：這些年來艱苦的寫作行旅，屬於自己掙扎於生命邊緣的故事，其實在好友驟然離席後方正式開始。
甜蜜的負荷
閱讀自傳體小說的過程總少不免適時的「對號入座」，看書中那段情節與作家生平吻合，從而獲得發現箇中幽微的興味。《其後》卻是少數自況色彩濃烈得幾近「自傳」（當然仍得撇開自傳也存在虛構的討論）的自傳體小說，幾乎只要把小說中的主角「五月」改成邱妙津，就可視為賴香吟為紀錄與友人近二十年相處時光寫下的傳記。以〈那一天〉一章為分界線，小說前部分交代的正是二人早年相交的生活片段。賴香吟與邱妙津識於微時，在台大讀書時是相交相知的戰友，後來二人各自奔赴東京與法國就學仍時有聯繫，直至邱妙津於法國自殺，賴香吟承擔着無法勸阻朋友求死的哀痛的自責，自此掉進死亡的黑洞內。
好友的突然離去無疑對賴香吟造成極大的創傷，而邱妙津卻又何其殘忍，將最後的任務──自己遺下的手稿與筆記──交託於賴香吟，要她承繼那些自稱為「愛的禮物」的遺產，一次又一次的衝擊迫使賴香吟必須放棄自己的人生規劃，包括修讀博士學位的打算，以及寫作的意志。甚至回台灣後，賴香吟依然無法投入正常的生活。她開始閱讀不同的心理書籍，也開始跟心理師DC面診，嘗試逃脫「破碎」的生活狀態。然而，事情帶來的創傷卻遠遠超越她心靈所能負荷的重量，「是的，回想起來，從事情發生之前以及其後，我都沒有與人談過這樁死亡。即便出現請假、中退、回國、就職種種失序，我就是沒有對人坦白內心來自五月的衝擊。」
向生的動力
無法用言語表達對死者的感受，「其後」表面上所指涉的大抵就是摯友離世後的一段艱難時期。然而，正如賴香吟「代後記」中所寫：「這並不是一本關於五月的書，而是關於我自己，其後與幸存之書。」因此在「其後」之後，作家一路走來如何克服死亡的陰影和情感的創傷，才是小說最關鍵的命題。
十年時間過去，作家一直生活在停擺的時空裏，卻無改周遭人生命依然如流水般潺潺流走的事實。有同樣敵不過世俗沖刷的，如年近七十小說家前輩的愛兒，便在雙親健在的情況下先行退場（小說並沒詳細說明逝者所謂何人，卻不難令人聯想起跟邱妙津同樣選擇自戕離世的年輕作家、黃春明的次子黃國峻）。當然也有敵不過生老病死的，例如邱妙津的，以及自己的父親。兩種截然不同告別世人的方法，同樣的結果，最令她驚詫的是父親們面對死亡時的堅毅與平和。
縱使愛兒早逝，老作家的寫作生命卻並無因此停頓下來，他「繼續寫作、帶戲、推活動，對任何樸素善良的人維持着熱情的招呼」；乃至於好友的父親，在生前最後一段日子裏，當參觀放滿愛女作品的展示場館時，竟能走近櫥窗，神情專心地逐一看着愛女寫在亡故以前的小說結集。
父親們直面死亡的勇氣，讓她重新獲得了向生的動力；父親的離去，亦使她終於明白死亡的底蘊：「死亡勝利了。我哭個不停。將以前沒有哭出來的淚水，放縱地一次流乾。同時，我們也和解了，死亡讓我看到了它的面目，彷彿這麼長的爭戰，就是要教我這頑劣分子，無論如何，它是注定要贏的。」
在無風帶起航
時間如此真實，真實如此短暫。當一切事過境遷，終能提起勇氣凝視自己內心的苦痛，既然無法言語，賴香吟便回到寫作的頭上，讓文字成為幸存的憑證。
她用李維史托在《憂鬱的熱帶》中所寫的一段做為《其後》的「代後記」命題：「生手的天真」，意謂自己如何帶着生手的熱情，重新拾起存活的生趣。在那段漫長的停擺（心理師DC的形容）歲月中，她不但主動斷絕了與外間的聯繫，更否定了書寫的價值，幾乎中斷了編輯好友《日記》以外的所有文字工作。最後她回到生命的原點，她寫，她以李維的旅行為喻：在登陸新世界之前，探險家都必須踏進那鬱悶的無風帶。帆布下垂，停滯不前。但卻不必懼怕，因為那些在無風帶發生的故事，將不會重複，也無可替代，除非徹底失憶，不然只能面對並試着理解。而若尋找到一種能向別人說明一切的語言，如寫作，停歇的船舷將能轉身向南，開往赤道的另一邊，往新世界出發。
「我討厭煽情，我恨傷痕文學，但我卻在這本書裏寫到了傷痕。我不相信書寫治療……書寫不是治療，治療的路程已有之前走過，我耗費了多少光陰，治療也未必痊癒，痊癒也未必是原來那個人。某位寫作同業說得比較準：書寫不能治療，那是本身要好才能書寫，那是痊癒之前的一個大口呼吸。」
是故《其後》不單是一本幸存之書，也是作家歷經一段漫長寫作認同之旅，從否定、摒棄書寫回到寫作，肯定文學聊以慰藉心靈的書冊。
（原文刊登於2012年12月15日《信報‧開卷偶拾》）
2012年12月4日 星期二
韓素音的情與愛：讀《瑰寶》和其他
11月2日，女作家韓素音在瑞士寓所逝世，享年95歲。一直以來，中西文壇對她都有截然不同的評價。外國讀者 較早接觸她的作品，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英國婦女曾一度把她的小說作為隨身攜帶的流行讀物，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讀畢她的首部小說《目的地：重慶》（Destination Chungking）後更稱「花一小時閱讀她的小說所獲得對中國的認識，比在那兒住上幾年還要多」，他們都視韓素音小說為了解中國國情的一個重要入口，卻 無法認同她後來在傳記中對中國領導人以至文革種種「歌功頌德」的文字。內地讀者則普遍讚揚韓素音是個情繫黨國的海外作家，然而撇開政治相關的論述，國內文 學研究者對其作品依然興趣缺缺，未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無論站於中國或西方立場，讀者似乎都無法擺脫一個被政治化了的韓素音，當然所謂「政治化」未必不是
作家個人創作理念的實質體現，只不過我們更樂意相信，在這個長年游走於不同國家的著名女作家的寫作世界裡，實有著其他更內在的關懷，例如她的愛情，以及自
身一路走來所歷經的風霜。
韓素音原名周光瑚（Rosalie Elisabeth Kuanghu
Chow），1916年出生於河南信陽，父親為中國人，母親則出身自比利時貴族家庭，混血的家庭背景使她從小就受到中西文化的洗禮，並在修道院學校奠下良
好的英語基礎。不過，韓素音並非一心以寫作為職志，少年時代的她更傾向學醫從醫，為了實現這個夢想，她1933年考進燕京大學醫學預科，兩年後又赴笈比利
時布魯塞爾學醫。直至1948年，她終於在英國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爾後到香港正式從醫，並在一個宴會場合邂逅英國記者馬克．艾略特（Mark
Eliot），二人一見鍾情，而這終究未能開花結果的戀情亦成為了韓素音經典之作《瑰寶》（A Many-Splendoured
Thing）的寫作藍本。
事實上，在發表《瑰寶》之前，韓素音早在1938年完成人生首部小說作品《目的地：重慶》。儘管
《目的地：重慶》聲名遠不及十多年後推出的《瑰寶》，但這部處女作亦已透露出韓素音以後的創作路數：其一是她喜以第一身角度進行敘述，因此她的小說亦多被
視為「自傳體式」的作品；其次是她的作品大多聚焦於中國的歷史與平民的生活現狀，這也是羅素向有志認識中國國情人士推薦韓素音作品的主要原因。《瑰寶》同
樣是展示了此兩大元素的作品。1949年，韓素音帶同女兒榮梅到香港生活，在瑪麗醫院任職助理醫生，正式開展新的生活。不久之後，她在宴會上結識了當時在
報社工作的伊恩．莫里森。伊恩因工作緣故曾踏足中國內地不少地方，他對中國文化認識與愛好深深吸引著同樣熱愛國家文化的韓素音。兩人相知相交，甚至到了婚
嫁階段，然而隨著伊恩1950年於朝鮮陣亡，他們的感情終落得無疾而終的下場，而韓素音卻因此寫就了《瑰寶》一書：
「雖然我知道他已去世了，但這種延期的、他還活著的假象使他的死變得虛幻了。最重要的是這個現實，
我手裡拿著他的筆跡，他寫的字，他怎麼可能死了呢？信一封接一封到來，一直延續了三個星期，從信上的期，我知道那是最後一封。最後一封信到後，我知道不會
有他的信了，於是我坐在打字機前，捲上一張紙，開始寫我的《瑰寶》。」
欣賞《瑰寶》的讀者或都曾讀過這篇收錄在韓素音自傳《吾宅雙門》中的文章（此篇後來成為了《瑰寶》
中文版序），文章詳細記錄了韓素音對已逝情人的愛與不捨，以及作家如何把百般感受轉化成小說的成因。由此進入《瑰寶》的小說世界，可發現字裡行間其實充滿
著韓素音真摯情感表述，例如主角韓素音首次會面結束時對馬克的凝視和愛念的萌生，「黎明中星星仍隱約可見，在機場伊恩又一次轉身朝我一笑，爽朗、有點羞怯
又令人傷心的微笑」。後來跟馬克相處日久，卻又不禁因自身的往事而產生心理掙扎，「別忘了我是個寡婦。你也知道，在中國我這樣的女人是不應該再嫁的。況且
我也看不出我有什麼事情離了另一個人就不行。我已經超越了誘惑。我大笑，『因為我的心已經死了。』」在往後的章節中，讀者其實不難發覺韓素音對愛情愈益強
烈的求索，包括韓素音如何掙脫中國傳統禮教的藩籬，以寡婦身份深愛著一個已有家室的男子，以至再後來敘述分離前夕最後一段激烈相愛的時光，都可得見作家把
內心最深層的情感都盡付其毫不矯飾的文字中。
經過《瑰寶》的解讀，或可對歷來論者一種幾近「倒模式」的評價思路一一反思。的確，韓素音在
1960年代開展了一連串明顯「左傾」的寫作計劃，包括在文革期間多次訪問中國，推出了一批關於中國領導人的傳奇和訪談錄，如《周恩來與他的世紀》和《毛
澤東與中國革命》等，這些書籍都使她從此與推崇共黨、政治宣傳等字樣扯上不可分割的關係；亦因為以上著作的出版，中西讀者在往後的日子都把焦點放在其作品
與政治論述相關的部分，卻無法從更宏觀的視野看待她作品中的自傳與寫實特性。
從《瑰寶》可見，韓素音既如以往論者所言以書寫中國為主，但同時也以書寫個人內在情感為大前提。時
代的亂相成就了世俗的愛情，容易令人聯想到張愛玲的《傾城之戀》，但韓素音畢竟不為表達文壇師姐的蒼涼與世故，她更關注現實生活／命的呈現，亦即她終究得
不到的愛情，已是在當下所能觸到最華麗閃爍的瑰寶了。爾後她創作的幾部小說，如五十年代後期的《餐風飲露》、《青山青》（The Mountain Is
Young），以至八九十年代的《A Share Of Loving 》和《Wind In My
Sleeve》（暫無中譯），韓素音都把異國情愛主題與她的中國情結在小說中緊緊結合一起，構成一種專屬她的、橫跨不同邊界、牽涉政治、歷史、愛情、人生
等不同題材的寫作模式。而在伊人香魂已逝的今天，就討論韓素音如此特異的文學創作，好應擺脫徒為政治的論述框框，重新審視作家現實追求下的個人關懷與情感
考慮。
（原文刊登於2012年12月5日《文匯報‧讀書人》）
2012年12月2日 星期日
凝視，在生活的另一端
面對社會發生的種種問題，有人選擇不置可否、充耳不聞，每天如常沉溺於燈紅酒綠、聲色犬馬，追求無知的幸福；亦有人甘於投身各式各樣的紛擾之中，時時刻刻準備在亂世中衝鋒陷陣，一心堅守立場，捍衛公義，久而久之卻難免身陷山中迷障，難以撥開迷霧準確拋出投槍與匕首。
活於其外還是生活其中，二擇其一，顯然都難以令人滿意。
於是胡晴舫就在「旅人」以後交出一個新的角色──「第三人」，站在生活的另一端，寫下立論精闢犀利的社會考察文章。
出生於台北，於美國修讀碩士課程，後來在香港生活近十年之久，同時因工作緣故不時在上海和北京暫居，直至2010年又移居東京，長年穿梭往來於不同的城市，使得胡晴舫一直以來都可以旅人的流離眼看待別人、自己與社會的交流和互動。轉眼十多年，胡晴舫依舊無止盡遊移於不同的邊界，旅人身分從未改變，越界審視世情的積累更讓作者進一步為自身定位，而她本人正是新作書名《第三人》所指陳的對象。《第三人》概念其實源自英國小說家雷安‧格林（Graham Greene）的同名劇作，劇中男主角尖銳地挑戰了常人的道德標準，對社會道德界線問題提出了深刻的反思。胡晴舫以此自勉，並借由一系列橫跨不同社會議題的文章實踐自己的道德訴求：「道德不是習慣，而是不放棄省思的堅持」，而《第三人》正是作者不斷自省，並自覺在各種既定框架以外檢視事件內部道德運作的集大成之作。
揭示台灣「孤島情結」
全書分成七大部份，首章探討台灣在全球化壓力下的社會發展，繼而就金錢、環境、都市、世代、社會資訊五大課題展開討論，最後以思考現代人普遍心靈孤寂問題的文章作結。在各個部份裡，胡晴舫都堅持從客觀的角度切入，發掘不為常人注意甚或人們選擇視而不見的課題，並以冷靜的筆觸點出問題的癥結所在，為讀者提供重新思考的空間。以第一部份「島嶼」為例，胡晴舫率先把目光投向其「原鄉」台灣的社會價值問題。她認為台灣的島國特性、歷史底蘊與民主政制原本應為本國帶來許多發展的優勢，然而綜觀近年國人的表現，卻大多呈現一種被邊緣化的恐懼，究其原因，即台灣人無法在本土論述與全球化運動的頡頏交鋒中擺脫一種自甘留守孤島的情意結。她指出，台灣人表面上抗拒外來文化對本土文化的衝擊，但「每當台灣電影在海外得獎……台灣品牌外銷各地、台灣晶圓廠訂單增高時，台灣人又統統把他們對全球化運動的敵意忘得精光」；台灣人口頭上質疑強權國家，事實上卻對中、美等國的社會事務都興趣缺缺，所謂的「國際視野」亦僅及印度、韓國等亞洲國家，更遑論在簽證與移民政策上只鼓勵本國人民外走，對外地專才的輸入卻諸多限制，凡此種種都展示了台灣人全然劃地自限的狹隘心理。胡晴舫擔憂若情況不改善，「如果台灣堅持做一個遺忘了世界的小島，那麼，遲早，世界也會遺忘了我們。」
關注普世性環保議題
作者接下來的討論由台灣土本拓展至世界性的環保議題。「環境」中共輯錄了五篇文章，其中四篇都與九十年代以來提出的「可持續性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議題密切相關，如在〈幸福垃圾十萬年〉中，胡晴舫就從日本福島核災事件說起，直指全球各地都以「眼不見、心不念」的態度看待核能發電對地球的禍害，實質就是毫無愧疚的將今人所種的禍根留給後人承受。除此以外，書中羅列「當代人活得沒有良心」的事情還包括為求滿足口腹之欲促發食物資源的快速耗損與質變，以及為擴展都市範圍而破壞歷史悠久的自然景觀等。過度都市化引發的負面影響或以無法修補，「環境」系列文章無疑寄望讀者能正視箇中問題，愈發珍視生活其中的家園與土地，努力達成人造自然與地球自然的互補與共存。
書寫都市感性
因長年在大城市裡居住，都市生活本來就是胡晴舫念茲在茲的寫作課題，《第三人》中當然亦有不少相關的文章。「都市」部份紀錄了作者在東京、巴黎、台北、高雄、香港甚至澳門等地的行旅與感受，觸及藝術、建築、都市重建、古蹟保育、觀光以至災後（在日本發生的地震）人民反應等話題，足見她對各地人事的細緻觀察。而在眾多篇章中，又以借王家衛電影評價港人抗拒記憶特性的〈再看一眼，一眼就要不見了〉最為耐讀。從〈再看〉一文來看，胡晴舫應是王家衛電影的影迷，從《阿飛正傳》、《旺角卡門》到《2046》等等她都如數家珍。在她看來，王家衛鏡頭下零星的街景，一晃而過的路人，渴望出走又苦無去路的人生，正正是香港與港人最真實的呈現。「每個住在香港的人都想忘記，每個離開了香港的人都只記得。於是他們朝記憶急起直追了過去」，胡晴舫以極感性的筆觸寫下她這些年來的觀影經驗，同時這無非也是她對香港這座城市最深層的感受。
事實上，書中還有不少見解獨到的文章，例如探討老年與青年勞動人口衝突問題的〈世代正義〉、借華裔美國人蔡美兒「虎媽事件」抨擊菁英教育弊病的〈虎媽鷹父大評比〉、討論網路媒體取代紙面媒體的〈人人看新聞不讀新聞的年代〉，都是與一般讀者息息相關的社會議題；又例如從個別網路揭發弊案事件議論網路霸權、道德公審等問題的〈網路糾察隊〉，香港讀者或可就此文章對早前發生的「港女500」事件作一反思。
閱畢全書文章，讀者應可得見胡晴舫做為「第三人」的苦心──她旁敲側擊，卻從不就問題提供完滿的解決方案，其目的就是希望為讀者提供更廣闊思考空間，讓我們能在不斷的思辯中洞悉事情背後的複雜性，從而更合理地調整個人的道德價值取向。因她堅信，唯有不停歇的思考，才是在混沌之世安身立命的不二法門。
（原文刊於2012年12月1日《信報‧開卷偶拾》；副標題經編輯修改）
旅行在半途開始
他問我台灣環島的真正意義。
我思忖一會，覺得無論回答什麼心裡都不踏實。也許是為了放下一些包袱，這是在我腦中閃過的第一個念頭，打從心底卻連自己都不滿這種故弄玄虛的答案。轉眼之間還想了好幾個現在最常聽到的原因，例如為解決工作經年的burnt-out狀態，又例如做為開展下一階段的準備云云，但終究都說不出口。
「希望回來後鼻敏感會有改善吧！」這是我最終交出的答案。
然後照原定計劃出發，前半部份的旅程預計遊覽北部與東部的各個地區，包括台北、宜蘭、花蓮、台東和綠島。不過，由於到台北的次數實在不少，加上挾帶「行走郊區改善身體健康」的目標啟程，因此下飛機後並沒有留在繁華的台北，而在台北車站直接轉乘噶瑪蘭客運到宜蘭。
就如許多人所說的，一旦身處台北和高雄以外，你將會看見截然不同的台灣景色。在公車行走在北宜公路的路途中，隨著電橙柱枝枝往後快速飛逝，你會發現視覺的水平線開始愈降愈低，尤其穿越雪山隧道過後，遠目眺望已不存在任合的高樓大廈，景觀也因此愈發開闊。公路兩邊盡是田野，宛延的海岸線在目光的左邊不斷伸展，在我試著憑地形山勢判斷前方屬於哪區哪地的當下，熱心的司機大喊一聲「去宜蘭市中心要在這裡下車啦」，才驚覺原來台北到宜蘭的車程比我想像的快太多了。
因為沒有事先準備遊覽路線，一路下來都打算依靠民宿老闆，宜蘭民宿老闆S跟他的太太都十分友善，大概他們招待過的香港客人也不少了，所以一來到就為我規劃了幾個參觀的地方，包括在宜蘭近郊新落成的的金車威士忌酒廠與伯朗咖啡館，以及臨冬山河建的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到了晚上，S又帶我去位於枕頭山的橘子Café，說那裡是香港客人最喜歡的地方，一方面有如在香港般過夜生活的感覺，另一方面Café的地理位置正正能觀賞宜蘭最美的夜景，所以說必須帶我到此一遊。
S安排的行程確實確周到，只不過心裡卻總覺得欠缺了什麼。後來到了台東，我才明白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
告別宜蘭當天同時脫離了鼻敏感的煎熬，前往台東五小時的車程突然變得無比輕鬆。吃過S臨別前贈送的小籠包先睡了一覺，到池上站時匆匆買了說是全台灣最好吃的鐵路便當，用餐後又小睡了一會。歷經數回睡來醒去，終於抵達目的地。
來車站迎接我的是名字阿東的民宿老闆。台東的阿東，彷彿注定他要在這裡闖一返事業，然後成為此地的標誌性人物。的確，後來他的民宿生意愈做愈好，加入其團隊的成員也愈來愈多，不單經營旅舍，還經營起買飲料的台式茶館，據說近來更接受了不少媒體的採訪。不過這當然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到埗後阿東也立刻幫我安排行程。或許因為經過宜蘭一役，我主動向阿東問話：「其實你們平常會去什麼地方玩？可以帶我去你們常去的地方嗎？」
「我正有這樣的打算。」阿東微笑回答。
在翌日晨早出發，與我同行的還有另外三人，一對來自台北的情侶和一個獨自環島的女生。阿東先帶我們去了一家名叫有時散步的早餐點，而他說這家頗有文青格調的早餐店背後有個故事：三個在台北念書的女生，大學時期最喜歡每早相約吃早餐，後來畢業了想延續「吃早餐」的興趣，所以特地回台東開店，跟大家一起分享晨早進餐的喜悅。在往後的對談中我得知原來阿東也是從台北回流的「新移民」，他說因為難以適應台北急速忙亂的生活節奏，才決心回台東辦民宿事業，重新過自己享受和嚮往的生活。
用餐過後，本來以為要到原住民的部落參觀，在此之先他卻打算帶我們到桑樹溪暢遊一番。台東天氣炎熱，而在各部落（如達魯瑪克部落）居住的山谷裡本來就隱藏著大大小小的溪流。當地人不時到溪水流經的水潭中遊泳，我們也入鄉隨俗，連泳裝也沒換就「噗通！」的跳入水中。玩得有點忘形，才忽地想起豈不是要濕淋淋的前往下一目的地，但原來我的憂慮的多餘的。
中午太陽照得很兇，上岸不久後衣服便全乾了，我們又回到車上往原住民部落駛去。根據阿東的解說，原住民天生就有良好的美術觸覺，基本上他們都有把從山上撿來的朽木製作為相當美觀的傢俱。但由於缺乏知識，他們往往只會以低價把成品出售換取微薄的生活費。直至近年，一名熱心的國小校長決心幫助原住民改善生活狀況，開始教導他們如何合理地把手製的傢俱外售，同時在部落裡設立布坊，讓族群內的女性也可憑藉製作精美的手工布藝物品維生。在住民的帶領下，我們就這樣在山上遊歷了一整個下午，並認識了台灣最原始的部落生活文化。
回程時我憂憂地說了一聲：「我終於感覺不到自己在香港了。」同伴們大笑，獨自環島的女生回應：「那是當然的，你根本就在台灣喔！」
（原文刊於2012年11月29日《文匯報‧旅遊》）
布朗伯利：科幻世界中的共產隱秘
文學創作從來脫不了政治。作家獲獎或與政治交易等同，撰文出書隨時可成為宣傳意識形態的手段，林林總總的說法，古往今來數之不盡。
對於外間的肆意指控，不少人選擇執筆回擊，引刀成一快，卻亦有不少作家擺出「闊佬懶理」姿態，繼續我行我素，風雨不改。
如此說來，在美國文壇打滾七十多年的布朗伯利應該屬於後者典型。他一生創作無數，不少作品都帶有濃厚的政治批判色彩。今年六月他以九十一歲高齡與世長辭，其人其文的政治牽連迅速被重新發掘。
原來曾經有人說，他絕對是個擾亂美國社會秩序的共產黨員，但事實又是否如此？
雷‧布朗伯利（Ray
Bradbury）1920年美國出生，與家人居住在渥克崗，早年作品不少以此成長的地方做為故事背景。相似於許多科幻小說作家，布朗伯利年紀很輕的時候已成為科幻迷，偏愛閱讀天馬行空的作品。布朗伯利曾經描述，他少時最喜愛看愛倫‧玻的驚慄小說，同時對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與卡特（John
Carter）的漫畫鍾愛有嘉，有上不時收聽魔幻話題的電台節目，從小便培養出一顆以異樣眼光看待世界運行的科幻心。
結果，布朗伯利很快便投入了創作行業。1936年，布朗伯利投稿到當時十分風行的《怪譚》（Weird Tales）雜誌，可惜他的作品並未獲得該雜誌編輯的青睞。然而不到兩年時間，布朗伯利在不斷寫作的過程中找到自己的風格，並終於得到另一科幻刊物《幻想》編輯的青睞，得以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霍勒波岑的困境》（Hollerbochen’s Dilemma）。自此他的寫作事業正式展開，並一發不可收拾。
直至2011年，布朗伯利一生創作了二十七本中、長篇小說及超過六百篇短篇小說，作品產量極之可觀；他的作品更有不少成為美國中學的語文課本教材，包括短篇小說集《黑色嘉年華》（Dark Carnival）和《百萬年野餐》（The Million Year Picnic），長篇小說《火星紀事》（The Martian Chronicles） 和《華氏451度》（Fahrenheit 451）等；而且他終一生亦屢屢獲獎，如早於1947、48年已兩次獲得美國文學界短篇小說的最高榮譽歐享利獎（The
O. Henry Prize），2004年更獲頒美國國家藝術獎章；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更曾讚譽布朗伯利的成就「（他）重塑了我們的文化，擴展了我們的世界。」
布朗伯利年少成名，且終其一生貢獻文壇，今年年中因病離世引來不少讀者、作家發文悼念。有趣的是，坊間除了重新閱讀他的作品，高舉他的文學成就，亦有報社開始發掘他的生平軼事，並發現作家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跟共產黨員曾有密切關係。
藉科幻小說挑戰政府
布朗伯利離世兩個月後，美國著名評論網站The Daily Beast對外宣布通過合法途徑獲得近四十頁的調查報告。在這份報告裡，記錄了聯邦密探在195、60年代對布朗伯利的數次祕密調查細節，其中包括分析探員在閱讀布朗伯利小說後的評價與取態和對消息發放來源者的查問與對談紀錄等。
1950年，布朗伯利推出收錄了十三個短篇故事的《火星紀事》，書中故事主要描述人類殖民火星時所經歷的孤寂與不安，出版不久後即被讀者評價布朗伯利的上佳之作。但在該書出版之先，聯邦密探早已就書中內容寫下評價，「它們（書中故事）反覆以地球人乃略奪者（despoilers）而非發展者（developers）為書寫母題。」
事實上，在整個1950年代，聯邦密探還記下了一連串關於布朗伯利的資料：「布朗伯利在年少時已開始搖筆桿維生，而早在1942年寫作已帶給他不錯的活」、「當時布朗伯利在文壇已有相當成就」；「撰寫科幻小說、電視和電影劇本的作家雷‧布朗伯利…一度被視為挑戰批判美國政府。」
不過最初的調查行動，布朗伯利似乎毫不知情。
告密：作品滲透「毒素」
檔案中除了包含有關聯邦密探對布朗伯利反動的評價，還有神祕人物馬丁‧伯克萊（Martin A Berkeley）的點名指控，令事件更加耐人尋味。
根據資料記載，自認為前共產黨員的伯克萊曾不只指控布朗伯利為同為共產黨員：「他顯然與美國編劇協會（Writers Guild of America, West）中的前共黨成員有所連繫。」伯克萊還記述，布朗伯利曾在一次編劇聚會中大罵同儕是「懦夫與
麥卡錫份子（指代進行不公指控的人）」，而當時編劇群正開會討論是否應該邀請共黨成員入會參與討論。此外，伯克莢繼續向探員提出「科幻小說是散播共產烏托邦精神的有利途徑」、「他的作品中顯然有批判美國資本主義政府的含意。」
「科幻作品會令共產主義支持者找到損害政府信譽的縫隙，而作家如布朗伯利佔據了散播損害美國政府統治『有毒言論』的有利位置。」另一位匿名告密者如是說：「這些科幻小說作家的共同目標無非為令美國大眾心生恐懼，以為現今政府的統治會令他們在即將發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中輸得一敗塗地。」
懶理謠言 依舊故我
然而，在眾聲交謗的情形下，布朗伯利卻沒有為自己辯解。事實上，他對外間的蜚短流長滿根本滿不在乎：「在這個國家裡，我見過太多不應懼怕卻令人懼怕的事情。同樣，我在加州見到了太多因恐懼而發起的社會運動，這些運動卻無一與事情的實況相符。我不想再聽到荒謬與嘩眾取寵的言論。我也不想再聽到謊言、偏見、謾罵。我討厭指桑罵槐，謠言。我不想再收到任何一方、任何一的匿名信或無名電話。」
直到1959年，聯邦密探內部宣布「無足夠證據指控他（布朗伯利）是共黨一員。」
可是到了1968年，FBI又再展開調查，是次目標為監視應邀到古巴文化基金會再席活動的布朗伯利。然而，調查過程中卻出現了不少不明確因素，包括發現出境人姓名為「Roy Bradbury」，也沒有足夠證據證明布朗伯利曾前往古巴。當局最終再一次停止調查，並宣布：「在以往的調查結果中，我們已得知布朗伯利是個自由主義作家，他不斷為反戰行動發聲，進一步調查似乎不需要了。」
他保存了一份副本
事實上，為布朗伯利作傳的著名作家山姆威勒（Sam Weller）早在2005年已看過這四十頁的調查報告。「我不會忘記對談時他的反映。」山姆描述布朗伯利提及聯邦密探調查時的反應：「他邊笑邊揮雙手說：『這些年來我根本沒隱藏什麼，他們可以深入調查什麼呢？這根本不值一提。』」
的確，在去世以前，布朗伯利甚少公開討論相關的事情。或許在文學與政治的糾葛中，他對後者根本不屑一顧。
「不過，可能當時布朗伯利對這一切頗感興趣，他問我要了一份副本。」山姆補充說。
（原文刊於2012年10月27日《文匯報‧博覽》）
憤怒‧抗爭‧吶喊──讀《熔爐》
在寂靜之中閱讀《熔爐》，我驟然回想起初次觀看《月黑高飛》（The Shawshank Redemption）那個心情躁動的午夜：主角因法官錯判入獄，難得找到證人又因貪官迫害無法如願上訴，不公的事情接續而至，奈何法律卻無法伸張正義，就這樣主角在監獄內足足虛度了十九年青春年華。事實上電影並非旨在探討法制漏洞或貪官勾結等問題，但眼見故事對於公義喪失的種種描述，還是令人會設身處地去想：假若法律無法捍衛正義，法治的價值何在？我們能安然在公義淪喪的社會中生活／存嗎？事隔多年，當我翻著祝枝泳的《熔爐》，許許多多相關的問題再次在我腦海湧現，連帶著一團不可遏抑的怒火。
迷霧中的火花
整個故事的源起可追溯至2008年的一則審判報道：原於年前被裁定性侵犯學生的校長和學校行政人員，因為上訴成功而分別得以緩刑及獲釋。就在法官發表判詞的同時，記者寫下了這樣的一段：「被告判處輕刑，並得以緩刑，翻譯成手語的瞬間，法庭內充滿了聽覺障礙人士發出的驚呼聲。」正正因為讀到這一段文字，祝枝泳開始接觸接觸事件的受害兒童，並跟他們一起生活，聆聽他們的遭遇，並把所聽所聞寫成虛實交融的小說，希望藉此引起社會對性侵犯兒童法制漏洞的關注，以及揭示本土組織維護身障人權的重重困境。
小說圍繞由首爾遷往事發地點霧津擔任教師的姜仁浩發展，並且在開首已營造出充滿迷障的氛圍：以霧的意象襯托城內人事的幽深詭秘。在一場濃霧之中，姜仁浩抵達遠處偏僻的特殊教育學院慈愛學院，而在他到埗之前數天，學校接連有學生喪生。資深教職員著朴慶哲老師著姜仁浩免理閑事，並「教育」他聽障人士嗜好說謊，不應隨便相信學生的說話。然而，當姜仁浩日復日接觸班上的學生，他開始發現學生身上總有著莫名的傷痕；一次到宿舍探訪，他更驚訝的看到宿舍生活導師潤慈愛正強行把女學生金研豆的手放到正在攪動的洗衣機中。學生慘遭虐待，身為老師理應挺身而出。作者此時巧妙地安排了一個心理轉折：因失業之故遠走霧津的姜仁浩，究竟應該安分守己，視而不見？還是勇敢的站出來，為殘障的弱者發聲？
站在作者的寫作立場來想，結果呼之欲出：由憤怒點燃的正義之火在迷霧中萌發，姜仁浩決定聯同大學學姐、霧津人權運動中心的全職幹事徐幼真舉報教職員的劣行。但當二人愈發深究事情始末，漸漸發現慈愛學院教職員的劣行遠不只於虐打學生，同時更揭露了一個令人目不忍暏的真相：校長、行政室長與生活輔導老師長期性侵犯學生。
沉默與聲響
小說由此轉入核心。三名學生在姜、徐兩人的保護下說出被侵犯的經歷和細節。有別於一般偵案情節，孔枝泳沒有花太多的篇幅在成年人的偵探過程，反而
聚焦於受害人的「言說」部份──仔細描述三個受害孩童用手語披露受毒打與強姦的過程，強化揭穿事件內幕的震撼性與現場感。學院高層的醜陋罪行見光，然而發現的過程只是深陷罪惡熔爐的第一步：校長和行政室長跟霧津上流社會、政務機關的重要官員以至地方警察有著緊密的聯繫。教育機關的獎學官推卸責任，不願干涉事件；宗教組織又以被告的優厚背景為其德行護航，甚至指責聽障學生主動方誘惑師長；地方警察則為被告提供各種有利勝訴的辦法；婦科醫生就學生傷勢修改證詞；更重要的是，由於韓國法律界有所謂「官前禮遇」（轉職的檢查官，在轉任律師開業後，第一宗訴訟會給予布利判決的待遇）的潛規則，辯方律師較檢控方擁有更大的優勢。各方人物為保有既定利益一面倒傾向學院高層，同時間，姜仁浩多年前的師生戀情亦被支持學院的地方團體揭發。在各種不利因素之下，情況急轉直下。
我沒看過《熔爐》的改編電影《無聲吶喊》，但據說電影刻意突出了學童金妍豆上庭作證的一幕，而這一個情節在原書中實有關鍵的作用。在《熔爐》中，由於校長和行政室長為攣生兄弟，辯方律師向金妍豆提出認證被告的要求，理由是「兩個人當中的一個人可能是無辜的」。正當姜仁浩一等人苦無對策之際，金妍兒走近兩個被告，並在重複了幾次激烈的手語後，指出神情閃避並懂得手語的正是每次犯罪過後以手語要脅自己的罪犯。金妍兒的獨力抗爭跟前文所述社會各界的同謀行為構成了強烈的文本張力：正如小說中資格老到的檢察官所說：「沉默的卡特爾，這是本案的核心。」所謂「沉默的卡特爾」，亦即社會各界為保存既定利益的共同串謀行為。而案件的主要受害人──三個聽障兒童──本來就因為先天性缺憾無法發聲（因聽障者多無法正常講話），在這「雙重沉默」的情況之下，整場訴訟看似毫無勝算。但正因為金妍豆的機智，原先的劣勢得以挽回。
小說中，學院校長、行政室長和生活輔導老師皆被判有罪，前二者卻都因為長期貢獻社會得以緩刑。
從抗爭到收成
事件在現實中卻出奇地比小說有更戲劇性的發展。2011年，導演黃東赫把《熔爐》改編成電影《無聲吶喊》，英文定名Silenced，意謂「被消音的一群」。電影上映後廣受韓國民眾歡迎，在一片吶喊聲中，政府亦重新審理原來發生於光州聾啞學校的案件。經過反覆審理和考慮，裁定原被告須加刑十二年，而韓國國會也終於通過了《性侵犯防止修訂案》（又名「熔爐法」），提高了懲罰的最高年限，進一步保障兒童的權益。
（原文刊於2012年8月25日《信報‧開卷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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