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雅喆：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有留意近年台灣電影發展的讀者應不會忘記2008年的台片「復興年」，幾齣不同題材、風格的電影驚豔兩岸三地的觀眾，而幾位導演的名字亦開始進入影人的視野，例如《海角七號》的魏德聖、《九降風》的林書宇、《停車》的鍾孟宏以及《冏男孩》的楊雅喆等。匆匆四年光景，這些導演已各自交出新作，其中固然不乏貫徹一己作風的，但同時亦有人開始在題材上尋求突破，開拓新的電影領域。後者說的正是近日馬不停蹄在港台兩地宣傳新戲《女朋友‧男朋友》的楊雅喆。

最初聽見戲名的確感到好奇，「女朋友」和「男朋友」，莫非又是純愛電影？大概大家也會有同樣的疑慮。楊導卻第一時間給出了擲地有聲的答案：「最初要拍的，根本不是愛情。」

革命 + 戀愛

「我想講的是那個年代的故事。但如果我只說一個政治事件，肯定不會有人要看，所以要有一個戀愛故事做為緩衝。反正我的目的只是要大家留意那個時代的精神，而不是那個年代的細節，而大家都喜歡愛戀愛故事，幾百年來都一樣。」楊雅喆口中的「那個年代」，指的是台灣八十年代中後期，當時民間已瀰漫著濃濃的抗爭氣氛，尤其就讀學院中的青年男女，經過八十年代初一段漫長的醞釀期，他們追求民主、自由的熾熱早已升溫接近沸點。那邊廂學生運動如箭在弦，這邊廂一場由兩男一女擔綱主角的愛情故事亦即將上演。他們當時並不知道，這段在紛擾時局下萌發的三角戀情，將纏繞他們各自的生命將近三十年。

1985年，反叛青年王心仁（鳳小岳飾）聯同好友陳忠良（張孝全飾）與心儀的對象林美寶發起（桂綸鎂飾）「學生革命」，帶領一眾同學在他的帶領下反抗校內警官的權威。同時間，美寶亦在兩個男生之間作出了重要的抉擇──放下對忠良的愛慕，接受心仁的追求。只是當時她仍茫然不知，青梅竹馬的好友忠良只愛男生，而他心儀的正是心仁。「那個時代就好像你還未談過戀愛而開始認識戀愛，正如你還未有過自由而開始認識一樣。自由總是美麗、青春的，因為你並未知道後面的政治很麻煩。」雖然楊雅喆沒有這樣說，但我相信這句話的後續應是，初戀也總是美麗而青春的，因為初次愛上的青年們還不知道戀愛的背面盡是殘酷的代價。

時移世易，五年轉眼過去，當美寶在中正紀念堂廣場裡見到心仁隨另一女生走進營帳之內，她才醒覺當日在學校站台上大聲疾呼自由口號的學生偶像，終究也不過是個有血有慾的世俗男子。當然美寶沒有料到還包括很多，例如在往後的日子不斷為人生、為前路默默扛起革命旗幟的，既不是她也不是心仁，而是過去一直甘願隱沒在人群的櫃中同志陳忠良。

觀察 + 表述

陳忠良絕對是一個十分複雜的角色：高中時期，他是一個沉默的守護者，當美寶、心仁面臨困境，他以一根炮竹為好友二人化解危機；大學時期結束，他甘心當上有婦之夫的影子情人，過見不得光的「情夫」生活；後來他更成為了兩女之父──準確來說是美寶和心仁一雙女兒的「哥哥」，因為現時在台灣單身人士或同志成功領養子女的機會幾近是零。

從陳忠良的故事大抵不難明白楊雅喆為何說不僅想拍一齣愛情電影。的確，電影除了流露各種糾葛的情感關係，更重要的無疑是表達當年人敢於追求理想、自由的勇氣和熱情。這讓我想起楊雅喆的第一部長片《冏男孩》，當年電影的宣傳口號「慢一點，讓童年的勇氣追上你」，似乎跟《女朋友‧男朋友》的主題有了微妙的呼應。也令我不禁懷疑，楊雅喆當年是否也如電影角色般的自由鬥士？

「我沒有追求自由，可能是因為我本身就很自由，所以不需要追求。」楊雅喆說：「其實我當年其不是最最激進的那一批。學校以前會罷課，老師會叫我們不要上課去廣場學習民主自由。但反正都不點名，我都躲在學校宿舍內跟朋友打麻將，根本沒有出去參加遊行抗議，只會時間到就去領個包子、便當來吃，而他們在抗議什麼我根本不知道。可是，經過那個年代，就算沒有參與，卻因為大家每天都在討論，等於你也參與了那個年代。不一定跟大家走上街頭才算有參與。那時代台灣人學懂了很多，終於發現原來民主、自由是這樣的。」

只不過就算如導演所說，他從來不是那種走在最前線的人，電影呈現的寫實精神卻不掩他對社會議題的關注。記得三年多前楊雅喆來港宣首部作品時，他便說過潛藏《冏男孩》童話外殼之內是父母輩缺席、隔代教養的社會問題。而追溯他更早為公視「人生劇展」拍攝的電視電影，如同樣關於城鄉差距與隔代教養問題的《違章天堂》、針對同志與青年援交的《寂寞的遊戲》，以及反映青少年犯罪問題的《還好，我們都還在這裡》等，其實早已得見他對社會底層和弱勢的注視與關懷。直到今天的《女朋友‧男朋友》，他對社會的觀察依舊銳利（例如旁敲則擊同志建立家庭的困難），加上自身對一個時代的觀照，終於發展出一套更內在於作者世界觀的表述模式。

「如果你問我，我一家比較喜歡八、九十代的台灣。當時的台灣跟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改變，我們還不知道自由到底是怎樣，所以對未來有許多熱情、想像，當時社會上有什麼人被欺負我們一定知道。可是現在社會不是了，一天到晚有人被欺負，已經見慣不慣。」楊雅喆說：「人家會覺得我很關心社會，可我真的不是想去做一個關心社會的什麼。只是我們本身就活在這個社會、時代裡面，如果不去處理真實問題全然虛構也實在太無聊。」

如果愛情是種減法

可最終還是回到了愛情。

「我很少寫愛情故事，我自己的愛情本來就很無聊。正如我說的，我本來只想用愛情講一個時代、一種精神。但後來發現從這兩男一女發展出來的已不只愛情，而比愛情更多。例如陳忠良後來收養了兩個朋友的孩子，這樣做要犧牲很多。」故事慢慢發展下去，確如楊雅喆與三位主角演員異口同聲說的，由愛情昇華成甘願為所愛犧牲的大愛。

其實這樣說來頗為有趣，自言情路無聊沒趣的「悶騷男」竟能拍出如此真實而浪漫的電影，到底是要教旁人羨慕還是妒嫉？不過在我看來，楊雅喆根本不如自己描述般不諳情愛，或許他並不自覺，我卻覺得他是相當敏感的導演。

「我的確從來不看愛情小說，連愛情片也很少看。不過可能因為我爸爸是算命的，所以我從小都會聽到那種痴男怨女講各種怨恨妒忌、死心塌地的愛情故事，可以看到愛情在人身上的影響。或者我這樣講好了，我以往出席同學會，很容易從人們的相處裡感受他們會有什麼後續發展。我特別能感受到人與人之間沒有說出來的東西。」

這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也許正因為那種自以為是的不懂，楊雅喆才能夠寫出如此貼近現實的故事。減去鮮花，再減去鑽戒，《女朋友‧男朋友》告訴我們，愛情本來就是層層剝落的過程。最終剩下的，正是所謂的無常。「這也是我對世間上大部分情愛的理解。」楊雅喆說。

（原文刊登於2012年8月30日Mlik Magazine第580期；文章和大標題經編輯修改）

Bizarre Love Triangle

把我的名字刻在他手上，以為坦承的愛足夠使天崩、地裂，足夠讓人長出翅膀，與世俗抗衡，與所愛的人廝守終生。誰知道三個人的世界卻過於擁擠，就算兩雙球鞋各穿一隻，仍避免不了落單的結局。世界上其實並沒有太多通俗戀愛喜劇，男不一定愛女，結局不一定團圓，最真實的愛不過是一副又一副的面具，掩蓋著許多說不出的酸楚。這是關於兩男一女的愛情故事，這也是《女朋友‧男朋友》主角三人愛的發聲練習。

很多人似乎會這樣拉出一個脈絡：《孽子》裡的專情憨厚的吳敏、《盛夏光年》中熱血衝動的余守恆，然後到《女朋友‧男朋友》裡壓抑寡言的陳忠良。三齣作品，三段同志戀情，張孝全演gay man可說駕輕就熟了。但原來他打從最初並不希望演陳忠良，楊雅喆導演告訴我：「孝全一直希望演王心仁。」幸或不幸，憑著一個以為非最合適自己的角色，張孝全在今年台北電影節獲得首座影帝寶座，演技終於受到肯定。也是人生確是這樣的，你要的別人給不了，你不愛的卻偏偏得到。相同的戲碼，電影裡外同時上演。

張孝全：「我未曾過他的人生，感受他的感受，相似與不相似很難確定。」

時維1985年，那是最苦悶、最封閉的戒嚴末期，社會上流傳各種宣揚自由、民主的書刊雜誌，每個年青人都希望化身為新時代的革命鬥士，推翻社會一切權威，奪回遺失已久的發言權。在高雄某高中內，陳忠良、林美寶和王心仁好友三人聯同校刊社一眾同學為向警官示威，決心要在早會上吶喊出自由的口號，以輕快的舞步踏碎所有不合情理的教條。一次剃髮、一次集會讓王心仁終於成功俘虜林美寶的心，同時卻意味著陳忠良必須把對「好兄弟」的情愫長存心底。一晃眼，便是三十年。

「如果真的要比較，我會說以前演過的愛情都比較浪漫、美好，有點平面，不會講到每個人都有對與錯。這一次卻比較接近現實人生。」張孝全說。現實人生的意思大概是，因為愛他，所以更懂得默默留在他的身邊，套句俗話，當會分手的情人，不如當一輩子的朋友。壓抑自己的慾望與情感，眼見好友二人親熱，陳忠良默不作聲。直至許多年後再次見面，逼不得己應老朋友邀請再次三人聚會。既是朋友又是情敵，這樣的場合其實毫不必要。然而眼見美寶拆磨心仁，陳忠良終於不再沉默，狠狠地掌摑那個渴望掌控一切的女人，而這場在電影殺青兩個月後補拍的戲──桂綸鎂笑言重新投入地獄的一幕──無疑也是整齣電影的高潮所在。

「我覺得這齣電影裡的愛是誠實的，關於對自己的慾望，面對或不面對，勇敢或不勇敢。三個角色都有面臨這樣的問題，不同的在於勇敢還是不勇敢。」如果不夠勇敢，也許陳忠良不會掌摑自己最好的朋友；又如果不夠勇敢，也許陳忠良不能捨棄對所愛的慾望，選擇跟有婦之夫扯上關係，當一個見不得光的情人。「拍這齣電影，其實最難的是進入那個狀態。例如那場在超級市場的戲，我特別害怕。因為對於當時角色的狀態，我跟導演的想法是不一樣。導演認為忠良愛那個男人，我認為不愛。雖然愛與不愛結果是一樣，但最後仍是會一些細微的差異。」愛或不愛、沉默或道破、面對或逃避，從短短三十分鐘跟張孝全的對話中，角色情感的複雜與演繹之困難，可想而知。

因此當很多人說，張孝全再演壓抑的同志，豈不是手到拿來？問題的癥結似乎卻在於：應怎樣看待陳忠良這個角色？回顧電影末段，陳忠良帶著已故友人的一雙女兒，坐在車站，迎向未知的將來。感受著這種大愛，我確有衝動想告訴張孝全：你不單演繹出另一個同志的心路歷程，更真真切切地演活了一個人的生命。

鳳小岳：「我們常想去定義愛情，但如果一兩句說話就能定義，那是表面的。」

看過鳳小岳在《艋舺》裡飾演的李志龍，然後再看他在《女朋友‧男朋友》中的表現，令我一度懷疑他本人或許也是這樣的──過分天真、簡單，凡事不會再想多一點、再深入一點。然而經過一輪答問，才發現他在言談之間所表現的成熟與睿智，其實一點都不李志龍，或王心仁。

出生於1988年鳳小岳，三、四歲前仍在外國生活，後來隨家人回台已是九十年代以後的事了，他當時年紀亦輕，不免令人疑問他如何理解以至演繹解嚴時的一段。可對他來說，有些事情卻是universal的， 例如王心仁的熱血與激情，不必身處那個時代造就而成：「最近聽過一句說話，是人在穿衣服，不是衣服穿人。我想青少年不管在哪個時代，他所憂鬱的、所憤怒的 事情不會有太大差異，只會因環境、狀況的不同而有一點分別。」鳳小岳後來還補充說可能因為自己也有玩樂隊，所以演熱血、反抗的角色並不困難。但有看過電影 的人都會明白，所謂的難度其實並不在熱血與否激情與否，還在於轉變，那種由滿腔熱誠到理想消磨淨盡的大轉變。

在1999年以後王心仁、林美寶和陳忠良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沒有見面。電影的時空一下子跳接到1997年台北，王心仁已經娶妻生子，新娘不是美寶卻 是政界人物的女兒；而他也再不是當初走到人群前方高呼口號的學生領袖，而變成了惶恐被傳媒清算前事的小職員，以至背著妻子女兒跟美寶苟且的偷情漢。青春歲 月早已逝去，動蕩不安的社會氛圍亦漸漸退卻，對於當初揭竿起義的浪漫派來說還剩下什麼？他可能什麼都不是了。「如果你問我哪個地方最難演繹，一定是三、四 十歲那一段。我沒有經歷過那個年紀，所以很多時候都需要依靠想像力和觀察身邊人的行為。但我第一次讀這一段的劇本時，我依然把自己當成小孩子。王心仁就是 這麼一個天真的的角色，他看待世界的角度都是在想『為什麼要欺騙？』、『為什麼有傷害？』、『為什麼就不能簡單的快快樂樂的過？』」鳳小岳說。

奈何世事又何曾簡單、直接。正如孝全、小鎂說的，這齣電影可貴的地方就在真實，你以為鳳小岳相對年輕，關於愛情的現實面他卻了然於心：「電影中有句slogan，人的生命中都應有兩個人，一個我愛的，一個愛我的。這是實話，初初看這句話感覺是不該的，但人真實面對感情的時候很有可能都是這個樣子。大家都有這樣的慾望，不同的可能只在於到最後會不會遇到那個同時我愛他而他又愛的。」

「我們常想去定義愛情，但如果一兩句說話就能定義，那是表面的。電影談的其實是大愛，所以最後才會用〈家〉這首歌來結束。大愛滲雜了所有的對與錯、謊言與實話、美好或不美好的，當這一切聚元素混在一起，這樣的愛才是立體的。」風小岳補充說。

桂綸鎂：「他們的笑容離他們的心好遠。」

記得在電影上映前發放的一連串預告片裡，其中導演曾大概說過這樣的話：桂綸鎂的演出比原本劇本的設定更豐富。對此看過她的作品的觀眾都會認同。認真點說，桂綸鎂絕對是那種「靈感的繆斯」，讓圍繞在她身邊的人對世界的觀感、想法產生轉變；同時間，她也是那種敢於打破成規的爽直的女生，就如她自己所說：「我不會用反叛去形容自己。但我常常會對教條、規則產生疑問，會質疑為什麼一定得這樣？會不會有其他可能性？事情如果不是這樣，會不會更漂亮？我並不是想反抗，卻會想打破某些既定的東西。」所以當導演說在寫作劇本的最初階段已預設她演林美寶一角，這個選擇完全可被理解。

九十年代的台灣已進入了眾聲喧嘩的新紀元。每個人都可為自由發聲，每把聲音都值得讓人傾聽。屹立在中正紀念堂的廣場上，林美寶早已退居幕後，由繼續帶著滿腔民主熱情的男朋友王心仁在台上大放光芒。但出發前，林美寶已隱然察覺與好友、男友關係一點點絲微的改變。朋友傳來的流言是忠良為心仁夜夜賣醉；心仁在跟自己親熱後，又急不及待的重新回到幾近曲終人散的自由廣場，似乎趕著跟誰見面。半夢中彷彿聽見誰說：「一覺醒來，台灣就變得不同了。」果然，一覺醒來男朋友出軌了，同時間好朋友在暗處向警衝出櫃。她才醒覺，性與性別解放的煙火原來早已瀰漫四周，趕不上時代獨自己一個。愛我的人與我愛的人，其人其心已再不是初見的那位。

「這個角色的狀態很複雜，我演的時候心境十分沉重，而要維持那個狀態需要花很大的精神。美寶心底裡是很脆弱，可是表面上卻要偽裝很堅強，而偽裝是需要花很大的力氣去維持的。」偽裝與矯飾，大概就是桂綸鎂與張孝全不約而同說的，電影誠實地呈現愛情的部份：「過去我演的愛情都是想像式的浪漫，或者如白雪公主、白馬王子式的美好。這齣電影卻很現實，裡面有很多大家不想面對的面向，我愛不到我愛的人的失落，還有因為不敢追求自己所愛的，找一個安全的反而更受傷的情況。可是現實就是這樣。」

但其實不能說林美寶沒有愛過王心仁，她甚至希望跟他拋下沉重的過去，奔向另一個國度重新生活。但忠良的經歷卻令她有所覺悟，令她不再傷害別人，也不再傷害自己。是的，假若人都曾經錯誤以為全世界只有自己能為愛人吃苦，他/她最終都該覺悟，所謂的吃苦不過是在自討苦吃。當一切事過境遷，美寶再一次邀請忠良跟她在游泳池嬉戲，而那亦是最後一次。「這一幕是我跟孝全躺在游泳池內很開心地笑。拍完後我給朋友看，他回我說：『他們的笑容離他們的心好遠哦。』的確是這樣。電影中也許有不少感覺非常開心的時刻，可是其實我們內心有許多說不出的話。」桂綸鎂說。

縱然沉重，縱然拍攝期間充滿心理掙扎，甚至曾有掉進地獄的感覺，但對桂綸鎂來說，這次的演繹還是相當難得：「我喜歡這齣電影很多地方很大，有很多可能性。例如我會欣賞阿良的堅持、欣賞他犧牲自己去成全別人，又或感受阿仁年青的熱情慢慢衰退。我覺得這正是人生的成長與改變。」這份世故，這份年少老成，無疑，是屬於她的。

（原文刊登於2012年8月23日Mlik Magazine第579期；內容和標題經編輯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