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有詩「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縱橫」，狐狸者，其狡猾、其不馴，自古以來少為人所稱道。
因此難以想像一學者以狐狸自況，旁人看來或以為是對自身惡意的嘲諷，就算不然，亦必帶點戲謔成份。如若不究因果，又何以得知李歐梵自稱狐狸型學者，原來已確切反映出他做學問的思想體系，乃至於其多年來面對學術、生活的一套價值觀？
由早年對五四文人的浪漫傳統及「現代性」、「後現代」思潮的探討，到近年電影、音樂、建築無所不寫，無所不談，冷不防還會跟周星馳來次「真情」對話，李歐梵身體力行告訴大眾，狐狸老矣，而他的人文關懷卻從不止息。
「狐狸的意義應當解釋一下。我的說法是，刺蝟型的人只相信一個系統，狐狸型的人不相信任何系統，比較懷疑。也就是說我不願意做一代大師，能自以為然地講出一套一套的。」──《徘徊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
今年是李歐梵的退休年，中文大學的職務剛正式完結，他另一邊廂已為將於香港大學開設的六堂人文學科
講座密鑼緊鼓籌備中。這是李歐梵自2002年留港後第二次跟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合作，計劃是由傳媒學院主持，然而課程所涵蓋的五花八門，更是他積
累多年有關全球化下人類文化普遍面對的大議題；開課前他抽空跟記者一行人茶敘，也給了各人一份親筆撰寫的課程大綱：「全球化下的人文危機」、「重構人文學
科和素養」、「小說的當代命運」、「文學與電影：經典的改編藝術」、「聆聽二十世紀：音樂與文化」及「大都會中的田園：人文建築的風景」，猶如六道佳餚置
放眼前，我們笑說，每一道都足以成為一篇博士論文了─更要是來自不同範疇的六味上菜──可是對於向來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李歐梵來說，這種博覽群（學）
「科」式的授學理念又有何出奇？
李歐梵對文化的熱忱，跟他的身世學養有直接關係。父母是音樂家，使他自小培養對西洋音樂的熱愛；在
大學時期，他就讀的正是台大外文系，他跟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等人辦《現代文學》雜誌，後來眾人都紛紛邁向作家的路途，李歐梵卻沒有趨步而行，
相反一下子衝進了政治學的懷抱。「我當時想做外交官，覺得父母會以為文學沒用，做外交官反能賺錢。後來我卻失望了，因為我發現自己對政治完全沒興趣。」結
果到了1963年，李歐梵終於從芝加哥大學轉到哈佛大學的「東亞地區研究」碩士班修讀歷史，他回憶當時隨兩大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及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學習，對他啟發極深，尤其後者的辯證思維，更使他培養出做學問每事懷疑，凡問題都會反覆辯證澄清的「狐狸式思維」。
「大概是我入學後的第三年──我和費教授的關係開始接近起來。他公開稱我是一個「放蕩不羈者」（free spirit）……我從此也更以此自居，逐漸在思想上獨立起來。」 ──《我的哈佛歲月》
李歐梵或許情願打文化游擊也不願意做一代大師，然而八年的哈佛生涯卻成就了他學術上的地位。「在撰
寫博士論文時，費正清教授要我們寫一個人的傳記；當時五四無人寫，只有周策縱的一本《五四運動史》，我也寫五四，但覺得一個不夠，結果就寫數個作家，並從
徐志摩開始想『浪漫』的問題，究竟『浪漫』是一種心態、主義，還是個性，並將作品同文學史連繫起來寫。」結果他的博士論文《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後
編輯成書出版）成為了早期研究五四文學的學者不能不讀的論著；在輾轉「流徙」於政治、歷史的國度後，他重返文學的領域，撰寫於80年代的《鐵屋中的吶喊：
魯迅研究》沿夏志清的研究脈絡，將魯迅從政治上的「神」還原為「人」，開闢了以後「魯學」的新路向。
不過，既然是一個「放蕩不羈者」，又曾受學於多個學術領域，而且多年來行走各國如一「都市漫遊者」
（不正是他常掛於唇邊班雅明的Flaneur形象嗎？），可想而知，李歐梵絕不甘心只留守於文學領域──或者更正確點說，他更樂於站立在每項人文學科的邊
緣位置，由此不只充當起建構者的角色，也可不時對「主流」、「中心」展開批判，這在在成為了他對中國「現代化」/「現代性」問題的思想根據；亦因為他同時
對中、西文化的高度認知，使他能屹於高樓望東西，比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挖得更深，望得更遠。
「我要作一個像伊凡卡拉瑪佐夫一樣的知識分子！俄文intellignetsia這個字對我有極大的吸引力。」──《我的哈佛歲月》
由台灣走到美國，由美國東岸走到西岸，最終在新世紀開展之際，李歐梵選擇了香港這彈丸之地開始人生
的另一章節。2004年初抵香港，那年他65歲，李歐梵笑說，這正是一般人的法定退休年齡。然而在這短短的七年間，他在香港卻宛若重演了前半生的教學生
涯，在香港中文大學出任只此一人的人文學部教授，輪流在文化研究、歷史、文學等學系講學授課，教導莘莘學子；直至今年正式退休，他不但應中文大學之邀在未
來兩年繼續任新書院晨曦書院的顧問教授，幫助建設外國小書院的教學精神，也應香港大學之邀參與人文學科錄像教學的計劃，希望能藉此將具深度的文化知識下達
學生、群眾，裨益社會。這一切一切，除了是本於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也建基於李歐梵終生不殆的人文關懷，而他與香港更有說不盡的情分……
（文：筆者 李：李歐梵）
文：你曾經說過，你與香港的因緣是基於妻子是香港人的關係；但就我觀察，香港對你影響甚深，甚至一般人以至學者都說香港不是好地方之際，為何你反而獨愛香港？
李：這出於一段奇怪的因緣。我記得1970年第一次來港教書便是在中文大學，當時有一個教授載我到尖
沙咀，我沿路看著建築物就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因為我很喜歡這種中西文化混雜的特質。在後來決定返港時，我就說我已是半個香港人。雖然到現在我仍
不是香港永久居民，但這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對我來說，要做一處地方的永久居民就是對那地方要有承擔感。香港給我很大的挑戰，因為愈是資本主義，愈是商品
泛濫，我愈覺得自己有用，我很希望對香港有一點點的貢獻，尤其對如今這個過度商業化、過分官僚主義的社會有一點人文的影響，讓下一輩生活得好一點，我有這
種理想。
文：你一直很強調對人文（humanity）的關注，你是何時開始感受到這種嚴峻的人文危機？
李：也是在香港。2003年SARS時，全香港好像死了。什麼資本主義也好、動感之都也好，一個
SARS全都沒有了。那時候感覺人會把人文資源全拿出來，因為人快死的時候都會回想從前，可是香港人無法做到，因為香港人太注重「現在」，太重利益，因此
很多事情一下子就沒有了，時間停頓了、城市也被封鎖了，我感受很深，那時候我就感受到被封鎖時人正正需要人文的滋養。
文：那麼對於重拾人文主義，你有什麼新的看法？
李：現在的時代注重現在、當下，事事要快，可是「慢」對我來說才是一個可供思考的空間與時間，人才能感受到這時代是怎樣的。這就已經是很大的人文危機，如果連我們這些人文主義者都沒時間去思考，問題如何能夠解決？如何面對挑戰？這些都是我現在細想的問題。
我有一個較奇怪的想法，就是將這個時代跟一百年前比較，可能當時會是這個時代的一個陰影。由此，我
想到文化的靈魂，我想通過這種奇怪的比較方法，從以前不同的時代取用當時的文化，從而使人的精神、靈魂、文化生活豐富起來。因為任何一種文化背後都有所
本，有傳統、有回憶，但現在的人都認為人文主義保守傳統，沒甚可說，我就要看看有沒有新的方式去講，希望人能夠學懂將「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豐富起來，可以抵抗過度的資本主義。
文：我可以說你是一個資本主義抵抗者嗎？
李：我不是激進批評資本主義的人，更應該說我是對資本主義的不滿者。但我覺得不滿
（discontent）很重要。你對雷曼兄弟不滿，就上街去；對學校不滿就應去抗議。人需要不滿，太過滿足是不行的，尤其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更不應對
現狀過分滿意，一定要對現狀不滿。我有時感到奇怪，現在中國人對現狀都是挺滿意的，年輕人覺得生活舒舒服服，中國強大富足，好像沒有什麼不滿，可是我作為
知識分子，就開始有點警覺了。我不是革命主義者，也不是改良主義者，我認為人，尤其年輕的，一定要抱有不滿，因為只有不滿才能產生思考的力量，才能產生想
改變生活的力量，不是說要成為社會上的異類，只是我覺得香港人太乖了。
文：你會繼續留在香港嗎？你以後的學術路途又如何？
李：我現在也有想這個問題，很矛盾。我一方面希望做研究，一方面又希望做小文章，所以我也在做一個最
大的決定：我將來要做什麼？如果做學術，我就一定會到台灣；香港這個社會的好處在於多元化選擇，可是這地方太侷促了，沒時間思考。我自己很有罪疚感，因為
作為學者，我做的研究不足。雖然寫過許多書，但都是只有普通的學術價值，《上海摩登》算是比較好的，但我認為自己仍未寫出一本有份量的大書。所以我說，可
能到台灣一兩年，把書寫出來，也有可能不去台灣，這就是我的規定，如果留在香港就繼續寫小文章好了。
後記
「我曾跟朋友打趣說：別人一般講『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別人的好』，我卻相反，『文章是別人的好，老婆卻是自己的好』。」
白先勇曾經說，李歐梵與李玉瑩的婚姻有如傳奇，是「半生緣」加上「傾城之戀」的；二人識於微時，成婚於晚年，李太太照顧了丈夫一生的「飲食」，李歐梵在太太憂鬱病患期間不離不棄；後來二人更合著了《過平常日子》，簡單五字道出了兩口子對生活的期盼。
「我老婆剛才離開，我們去了食午飯。」
因訪問之故，記者第三次跟李歐梵見面，時近中秋。
「我們還去了中國文化研究所猜燈謎……」李歐梵笑得眼都瞇起來了。
「結果是她猜中了……哈哈！」
我終究不知道那燈謎的內容是什麼，但我衷心相信與妻相伴是這浪漫文人最大的幸福。
（原文刊登於2011年9月18日《文匯報‧文化名人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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