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求虐的惡魔

現代人好八卦，對於發掘古今名人的軼事、醜聞尤其感興趣，如愛爾蘭一代畫師法蘭西斯．培根，他的極端一生早在90年代成為大眾的談論對象，甚至被拍成電影，對其同性戀及虐待癖大說特說。 

　

紐約書評評論人、著名藝術史家約翰李察遜最近舊事重提，本著史家的良心不談是非風月，反而憑當年的一段友好關係向世人重現他所識的培根，答案卻是：他（培根）並沒有那般出色！

　

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出生於愛爾蘭都柏林， 父祖皆是名門望族的後裔，跟他同名的叔叔更是英國最著名的政治家及哲學家。他於1920年代末期開始繪畫，未受過正規的藝術訓練；1945年，他憑藉作品 《三幅十字受刑架上的人像習作》（Triptych:Three Studies for Figures at the Base of a Crucifixion）參加倫敦拉斐爾畫展聲名大噪；他後來的《自畫像研究》（Study of Self-Portrai）更成為了當代繪畫中的經典作品，並在1971年時被法國藝術鑑賞雜誌列為當時十大畫家之首，是英國最具影響力的畫家之一。

　

儘管藝術成就驚人，培根的一生卻在憂鬱與不快中度過。

扭曲童年 易服成癖

據資料記載，培根少年時體弱多病，對動物患有嚴重的敏感症，因此自小便大量服用藥物，以減輕症狀；家族雖有名望，亦不乏兄弟姊妹（有一兄一弟，兩個妹妹），可是性格內向，與父親的關係亦不愉快。

　

因為個性羞澀，培根天生彷彿便跟同年紀的少年不相同，他舉止行為女性化，甚至喜歡易服變裝。他曾不 只一次在盛大的舞會上，穿上珠片閃裙，塗抹濃妝，將自己打扮成花枝招展的舞女；更有一次因被發現穿上了母親的內衣而被父親痛打一頓，但這些痛苦的經歷卻成 為了培根日後的創作泉源。

　

約翰李察遜（John Richardson）最近接受《衛報》訪問時不忘透露對好友易服的觀察。約翰指出，培根家中年老的保母不時「鼓吹」培根的放縱行為，「她睡在廚房中，彷 彿無時無刻都為培根的偷竊行為──如他最愛的雜貨、化妝品及為讓頭髮定形的鞋油──大作掩飾。」李察遜繼續補充：「她又為培根提供不尋常的收入來源，每次 當藝術家們開非法的派對時，她都會在玩紙牌咭的人客堆中收到了大量的小費。」

　

李察遜甚至記述，他曾經在派對中聽聞培根對保母說，「他們（派對上其他的藝術家）應該留待至男男交媾的環節。」李察遜因此認為，培根不應被視為唯一沉溺同性愛的英國藝術家。

畢加索後有培根

85歲的年邁藝術史學家李察遜，一直以來以研究畢加索聞名，他於1991年出版第一部畢加索傳記而獲得英國的惠特貝瑞文學獎（Whitbread Prize），隨後在1996年、1999年分別推出第二、三部，使他在藝術界中享負盛名。

　

今年，他為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重新審視好友兼著名畫家培根的一生，他指出，培根的一生因其虐待癖相伴，培根在藝術上固然有卓著成就，但其末期的作品，卻因為欠缺了受虐的苦 痛而失去神韻，並不應如以往評論家般一味的讚嘆。李察遜在既有的評論上另立新意，因而引起了極大的關注。

險被男友打飛眼球

　

李察遜指出，兩個男友對培根影響最為深遠。培根的第一個男友彼德雷斯（Peter Lacy）猶如其父親的直接投射。他在父親日接夜的虐打中獲得了受虐的快感，而雷斯更可說是變本加厲。

　

在李察遜眼中，雷斯每每對培根作出「最兇狠的攻擊」；在長期的酗酒中，雷斯甚至曾經將培根整個人擲向房間的玻璃外，使他的臉部嚴重損傷，右眼更險被打飛，要靠縫針才可把眼球安放原位。

　

「但培根更愛他這個暴力的男友；後來弗洛依德（Lucian Freud）因得悉此事而對雷斯提出抗議，使他搬出了原來的居所，這促使培根與弗洛依德的友好關係破裂。」

　

但李察遜書中卻不忘提出雷斯帶來的「啟發」，「人所共知彼德雷斯在鎮上臭名遠播，他對待培根如奴隸，並不時對他拳打腳踢；不幸的是，這卻大大提升了他對愛人創作的靈感，使他畫出了最出色的幾幅作品。」

　

1954年，培根按照男友的形象畫出了《Man in Blue》系列，坐在垂直黑帳幔背後身穿黑禮服的兇惡男人，正是培根最「疼愛」的原型。

受虐爆發藝術靈感

但最為人認識的卻是培根在雷斯以後與佐治戴爾（George Dyer）的另一段關係。

　

1998年，英國導演約翰梅布瑞（John Maybury）憑電影《愛是惡魔：培根的自畫像》奪得了多個國際電影獎項，電影充滿性慾元素，講述培根如何誘導入屋偷竊的小偷戴爾發生關係，並在以後的日子成為他畫中的主要模特兒。

　

電影著力營造浪漫愛情故事，但在約翰眼中，二人的相處遠遠超越浪漫成份。

　

「培根曾承認他會用各種手段使戴爾精神上崩潰，然後到了每個最適合的清晨，他便會忘卻對愛人的所作所為，畫出他的巔峰之作。」

　

在1964至1974年的十年之間，戴爾成為了培根靈感的繆恩，他的畫作時而與愛人對話，風格逐漸傾向暴力、荒誕，用扭曲的面相與身體表現他內心的激情；通過畫畫，他思考人的存在，在戴爾自殺之前，他一度稱自己為存在主義者，更有「暴力是存在一部分」的名言。

屍體當模特兒

可是二人的關係並不長久。李察遜憶述1968年的一個黃昏，當他與兩人進餐過後，戴爾因一場爭執獨自離開。「過後，培根跟我通電，他說他的愛人倒在酒店房間門外，手中一大把的安眠藥及一樽威士忌，那時他已不醒人事。」

　

在首次自殺不遂過後，培根對愛人的逼迫愈來愈深；戴爾不久後在希臘第二次自殺不遂，最終在1974年於巴黎服藥身亡。

　

在戴爾逝世之後，培根陷入了極度的傷痛之中，但卻沒有令人忘記他曾在一次自殺事件中，依然拿著畫筆描繪出戴爾垂死的形態，此舉亦使大眾對培根作出了嚴重不道德的指責。

　

「所有我深愛的人都離我而去了，我無法停止想念，所以只能更專注於我的藝術之上。」培根在事後解釋說。

不是僥倖 便是災難

在佐治戴爾離世之後，李察遜認為培根作品的質素快速下滑，儘管他之後交了另一男伴約翰愛德華 （John Edwards），但他與愛德華的戀情卻遠離了以往施虐受虐的情人關係，使他的作品再無生機。「在愛德華的影響下，培根的作品由魔鬼的形象淪為一般健壯男 子的裸照，然後他筆下那些充滿性暗喻、無頭無臉的男性軀體，慢慢轉變成了簡單的軟性情色畫。」

　

迄今為止有藝術館三次舉行培根的作品回顧展，最後一次是上年4月由泰德畫廊（Tate Gallery）舉辦的回顧展，現場出現的當代藝術家如Damien Hirst、David Sylvester在節目上一再肯定培根的名望，可是李察遜卻認為這一類評價失諸客觀。

　

「簡單來說他就是畫不出來，他無能為力清晰勾勒出所畫的對象及其空間，玷污了一幅又一幅的作品，他的『Screaming Pope』系列的成功不是一次極大的僥倖，便是一場重大的災難。」

培根於1992年去馬德里旅行的途中去世，去年佳士德的拍賣會中，他為紀念愛人佐治戴爾離世畫的名 畫《室內的三個人像》（Triptych, May-June 1973）以高價賣出，那是培根受苦最深時期的作品，模糊不清的人物在三個不同的空間展出頹廢的姿態，正是這惡魔畫師最得意的作品之一。

（原文刊登於2009年11月27日《文匯報‧博覽》）

狐狸學者李歐梵 終生不殆的人文關懷

杜甫有詩「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縱橫」，狐狸者，其狡猾、其不馴，自古以來少為人所稱道。

 因此難以想像一學者以狐狸自況，旁人看來或以為是對自身惡意的嘲諷，就算不然，亦必帶點戲謔成份。如若不究因果，又何以得知李歐梵自稱狐狸型學者，原來已確切反映出他做學問的思想體系，乃至於其多年來面對學術、生活的一套價值觀？

　

由早年對五四文人的浪漫傳統及「現代性」、「後現代」思潮的探討，到近年電影、音樂、建築無所不寫，無所不談，冷不防還會跟周星馳來次「真情」對話，李歐梵身體力行告訴大眾，狐狸老矣，而他的人文關懷卻從不止息。

　

 「狐狸的意義應當解釋一下。我的說法是，刺蝟型的人只相信一個系統，狐狸型的人不相信任何系統，比較懷疑。也就是說我不願意做一代大師，能自以為然地講出一套一套的。」──《徘徊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

今年是李歐梵的退休年，中文大學的職務剛正式完結，他另一邊廂已為將於香港大學開設的六堂人文學科 講座密鑼緊鼓籌備中。這是李歐梵自2002年留港後第二次跟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合作，計劃是由傳媒學院主持，然而課程所涵蓋的五花八門，更是他積 累多年有關全球化下人類文化普遍面對的大議題；開課前他抽空跟記者一行人茶敘，也給了各人一份親筆撰寫的課程大綱：「全球化下的人文危機」、「重構人文學 科和素養」、「小說的當代命運」、「文學與電影：經典的改編藝術」、「聆聽二十世紀：音樂與文化」及「大都會中的田園：人文建築的風景」，猶如六道佳餚置 放眼前，我們笑說，每一道都足以成為一篇博士論文了─更要是來自不同範疇的六味上菜──可是對於向來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李歐梵來說，這種博覽群（學） 「科」式的授學理念又有何出奇？ 

李歐梵對文化的熱忱，跟他的身世學養有直接關係。父母是音樂家，使他自小培養對西洋音樂的熱愛；在 大學時期，他就讀的正是台大外文系，他跟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等人辦《現代文學》雜誌，後來眾人都紛紛邁向作家的路途，李歐梵卻沒有趨步而行， 相反一下子衝進了政治學的懷抱。「我當時想做外交官，覺得父母會以為文學沒用，做外交官反能賺錢。後來我卻失望了，因為我發現自己對政治完全沒興趣。」結 果到了1963年，李歐梵終於從芝加哥大學轉到哈佛大學的「東亞地區研究」碩士班修讀歷史，他回憶當時隨兩大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及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學習，對他啟發極深，尤其後者的辯證思維，更使他培養出做學問每事懷疑，凡問題都會反覆辯證澄清的「狐狸式思維」。

　

「大概是我入學後的第三年──我和費教授的關係開始接近起來。他公開稱我是一個「放蕩不羈者」（free spirit）……我從此也更以此自居，逐漸在思想上獨立起來。」 ──《我的哈佛歲月》　

李歐梵或許情願打文化游擊也不願意做一代大師，然而八年的哈佛生涯卻成就了他學術上的地位。「在撰 寫博士論文時，費正清教授要我們寫一個人的傳記；當時五四無人寫，只有周策縱的一本《五四運動史》，我也寫五四，但覺得一個不夠，結果就寫數個作家，並從 徐志摩開始想『浪漫』的問題，究竟『浪漫』是一種心態、主義，還是個性，並將作品同文學史連繫起來寫。」結果他的博士論文《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後 編輯成書出版）成為了早期研究五四文學的學者不能不讀的論著；在輾轉「流徙」於政治、歷史的國度後，他重返文學的領域，撰寫於80年代的《鐵屋中的吶喊： 魯迅研究》沿夏志清的研究脈絡，將魯迅從政治上的「神」還原為「人」，開闢了以後「魯學」的新路向。

　

不過，既然是一個「放蕩不羈者」，又曾受學於多個學術領域，而且多年來行走各國如一「都市漫遊者」 （不正是他常掛於唇邊班雅明的Flaneur形象嗎？），可想而知，李歐梵絕不甘心只留守於文學領域──或者更正確點說，他更樂於站立在每項人文學科的邊 緣位置，由此不只充當起建構者的角色，也可不時對「主流」、「中心」展開批判，這在在成為了他對中國「現代化」/「現代性」問題的思想根據；亦因為他同時 對中、西文化的高度認知，使他能屹於高樓望東西，比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挖得更深，望得更遠。

　

「我要作一個像伊凡卡拉瑪佐夫一樣的知識分子！俄文intellignetsia這個字對我有極大的吸引力。」──《我的哈佛歲月》

　

由台灣走到美國，由美國東岸走到西岸，最終在新世紀開展之際，李歐梵選擇了香港這彈丸之地開始人生 的另一章節。2004年初抵香港，那年他65歲，李歐梵笑說，這正是一般人的法定退休年齡。然而在這短短的七年間，他在香港卻宛若重演了前半生的教學生 涯，在香港中文大學出任只此一人的人文學部教授，輪流在文化研究、歷史、文學等學系講學授課，教導莘莘學子；直至今年正式退休，他不但應中文大學之邀在未 來兩年繼續任新書院晨曦書院的顧問教授，幫助建設外國小書院的教學精神，也應香港大學之邀參與人文學科錄像教學的計劃，希望能藉此將具深度的文化知識下達 學生、群眾，裨益社會。這一切一切，除了是本於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也建基於李歐梵終生不殆的人文關懷，而他與香港更有說不盡的情分…… 

 （文：筆者　李：李歐梵）

文：你曾經說過，你與香港的因緣是基於妻子是香港人的關係；但就我觀察，香港對你影響甚深，甚至一般人以至學者都說香港不是好地方之際，為何你反而獨愛香港？ 

李：這出於一段奇怪的因緣。我記得1970年第一次來港教書便是在中文大學，當時有一個教授載我到尖 沙咀，我沿路看著建築物就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因為我很喜歡這種中西文化混雜的特質。在後來決定返港時，我就說我已是半個香港人。雖然到現在我仍 不是香港永久居民，但這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對我來說，要做一處地方的永久居民就是對那地方要有承擔感。香港給我很大的挑戰，因為愈是資本主義，愈是商品 泛濫，我愈覺得自己有用，我很希望對香港有一點點的貢獻，尤其對如今這個過度商業化、過分官僚主義的社會有一點人文的影響，讓下一輩生活得好一點，我有這 種理想。 

文：你一直很強調對人文（humanity）的關注，你是何時開始感受到這種嚴峻的人文危機？ 

李：也是在香港。2003年SARS時，全香港好像死了。什麼資本主義也好、動感之都也好，一個 SARS全都沒有了。那時候感覺人會把人文資源全拿出來，因為人快死的時候都會回想從前，可是香港人無法做到，因為香港人太注重「現在」，太重利益，因此 很多事情一下子就沒有了，時間停頓了、城市也被封鎖了，我感受很深，那時候我就感受到被封鎖時人正正需要人文的滋養。 

文：那麼對於重拾人文主義，你有什麼新的看法？

李：現在的時代注重現在、當下，事事要快，可是「慢」對我來說才是一個可供思考的空間與時間，人才能感受到這時代是怎樣的。這就已經是很大的人文危機，如果連我們這些人文主義者都沒時間去思考，問題如何能夠解決？如何面對挑戰？這些都是我現在細想的問題。

　我有一個較奇怪的想法，就是將這個時代跟一百年前比較，可能當時會是這個時代的一個陰影。由此，我 想到文化的靈魂，我想通過這種奇怪的比較方法，從以前不同的時代取用當時的文化，從而使人的精神、靈魂、文化生活豐富起來。因為任何一種文化背後都有所 本，有傳統、有回憶，但現在的人都認為人文主義保守傳統，沒甚可說，我就要看看有沒有新的方式去講，希望人能夠學懂將「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豐富起來，可以抵抗過度的資本主義。 

文：我可以說你是一個資本主義抵抗者嗎？

李：我不是激進批評資本主義的人，更應該說我是對資本主義的不滿者。但我覺得不滿 （discontent）很重要。你對雷曼兄弟不滿，就上街去；對學校不滿就應去抗議。人需要不滿，太過滿足是不行的，尤其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更不應對 現狀過分滿意，一定要對現狀不滿。我有時感到奇怪，現在中國人對現狀都是挺滿意的，年輕人覺得生活舒舒服服，中國強大富足，好像沒有什麼不滿，可是我作為 知識分子，就開始有點警覺了。我不是革命主義者，也不是改良主義者，我認為人，尤其年輕的，一定要抱有不滿，因為只有不滿才能產生思考的力量，才能產生想 改變生活的力量，不是說要成為社會上的異類，只是我覺得香港人太乖了。 

文：你會繼續留在香港嗎？你以後的學術路途又如何？

李：我現在也有想這個問題，很矛盾。我一方面希望做研究，一方面又希望做小文章，所以我也在做一個最 大的決定：我將來要做什麼？如果做學術，我就一定會到台灣；香港這個社會的好處在於多元化選擇，可是這地方太侷促了，沒時間思考。我自己很有罪疚感，因為 作為學者，我做的研究不足。雖然寫過許多書，但都是只有普通的學術價值，《上海摩登》算是比較好的，但我認為自己仍未寫出一本有份量的大書。所以我說，可 能到台灣一兩年，把書寫出來，也有可能不去台灣，這就是我的規定，如果留在香港就繼續寫小文章好了。 

後記

 「我曾跟朋友打趣說：別人一般講『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別人的好』，我卻相反，『文章是別人的好，老婆卻是自己的好』。」 

白先勇曾經說，李歐梵與李玉瑩的婚姻有如傳奇，是「半生緣」加上「傾城之戀」的；二人識於微時，成婚於晚年，李太太照顧了丈夫一生的「飲食」，李歐梵在太太憂鬱病患期間不離不棄；後來二人更合著了《過平常日子》，簡單五字道出了兩口子對生活的期盼。

　「我老婆剛才離開，我們去了食午飯。」

因訪問之故，記者第三次跟李歐梵見面，時近中秋。

　

「我們還去了中國文化研究所猜燈謎……」李歐梵笑得眼都瞇起來了。

　

「結果是她猜中了……哈哈！」

我終究不知道那燈謎的內容是什麼，但我衷心相信與妻相伴是這浪漫文人最大的幸福。

（原文刊登於2011年9月18日《文匯報‧文化名人訪談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