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為《西夏旅館》的緣故，這一年
來駱以軍在香港的「曝光率」似乎特別高。去年九月他來港領「紅樓夢獎」，除了出席頒獎典禮之外，更跟本地作家完成了大大小小的座談會，幾乎每次都座無虛
席；事隔半年，他再應浸會大學邀請出任駐校作家，將在香港留駐達三個月之久，一方面跟學員分享創作心得、小說技法等，另一方面，在終於放下《西夏旅館》包
袱的狀態下，準備投入下一趟艱苦的書寫之旅。 筆者沒有瞎扯。大約在訪問稿開筆九小時之前（當然，我也是根據臉書的計時裝置得知），駱以軍在 他的臉書戶口上留言： 「住處附近一家老茶餐廳╱門口就擺一張小桌兩張椅╱小桌原本放着祭拜水果和一爐香╱我一拜託老闆娘╱她就很熱情清空神桌╱變我的臨時人行道旁吸煙座╱我的 新小說便在此開筆。」 《西夏》以後大概沒有其他較這個消息更令人感到興奮。在《西夏旅館》出版以至獲獎以來，關於書中的種種，駱以軍在各個公開場合似乎已談得太多。因此這次跟他見面，更有興趣知道他這一年來的其他活動，例如他最近讀了些什麼、又開始關注什麼……有點驚喜地，竟談上了臉書。「以 前我不會用電腦，但這陣子電腦也影響了我。我開始玩facebook，每天晚上回去後都會上facebook 掛網、回覆，再加上要帶孩子，閒時又要寫一些應酬稿，這些都會令人相當疲憊。所以先前在台北時，每天都會抽三四個鐘頭到咖啡店看書、寫作，沒有了電腦，人 才能專心起來。」或許是因為離開了台北，免卻了一些雜務（但其實他還是在臉書上不斷上載旺角街頭的snapshot），駱以軍來港不過數天，新小說便得以 開筆，這對於作家與讀者來說無疑是好消息。但話說回來，能否再重新投入創作的氛圍，掛網、帶小孩與否都不是主要的原因──駱以軍直言，如何能放下《西夏旅 館》的包袱更為關鍵。 「《西夏》出版都現在差不多三年了。在這一段期間，我一直希望能先把《西夏》語言廢掉，然後才打開下一本，不想讓它成 為了《西夏》的變形。這一次我卻一直擔心。大概三十多歲時，當時跟同輩作家都是這樣的，完成一本的半年或一年過後，我們便可復元過來，小說的欲望再次慢慢 浮現。但可能現在年紀大了，復元的時間一用便是三年，儘管明知這是必然的事，還是有點怕，像年輕時有一段時間，以為自己江郎才盡，再寫不出來。」 說不盡的「經驗匱乏」幸 好最後還是有了《女兒》。稍為認識駱以軍背景的讀者或會知道，他確是有兩個孩子，但都是兒子；他從未有過養育女兒的經驗，而他以前的作品，包括《遠方》、 《月球姓氏》、《我未來次子關於我回憶》等，不論從實際內容還是政治隱喻來說，談的都是父子關係──一個外省二代兒子對父親記憶的再造與衍生。「而 《女兒》更傾向是對（董）啟章的《學習年代》致意的，不過是屬於我的故事。在《學習年代》中，啟章始終思考一個哲學命題：到底經驗如何傳給下一代。如果說 當下的小說家注定活在訊息過多、過於龐大的時代，而又再不能通過言說將經驗傳達之時，他會一直在想，人的經驗應如何自我回饋，人又如何自我教養，這也是我 想觸及的問題。在《女兒》中，我也在構想要一個老頭教導他的女兒什麼是愛、羞辱是什麼，還有什麼是犧牲和救贖，就像《人工智能》電影中那個機器小孩的故事 一樣。」駱以軍大笑說： 「不過當然故事還是會有一點變態。」「不過我想我對『經驗』問題的看法還是未有改變。（在訪問前）我剛跟葛亮見面，他談到他的家族系譜實在太得人驚。他會 說在什麼表哥、姨公等的口中聽到各種家族的秘密，整個家族的歷史本身成了一種複雜的魅力。可是，如我這種由小在台北成長，家中只有爸、媽、姊、兄的簡單家 庭構成，我就必須通過偽造經驗來完成我的小說。」駱以軍補充說： 「正如我曾經說過，跟我同代的作家如袁哲生、邱妙津、黃國峻等都已經不能用傳統的經驗寫小說，因此許多人問為何都好像沒有完整故事？基本上我們都是在寫說 故事時形成的矛盾性，去寫小說構成的方法，去寫如何偽造經驗，如何去形成屬於我的時間流。」 作家論在駱以軍看來，通過寫小說中討論書寫經驗構成與傳遞的問題，在華文作品中比較少見。他直言自己愛看波爾赫士，愛看福克納、James Joyce、昆德拉等西方作家的作品，背後的原因同樣不在看他們說怎樣的故事，而是他們說故事的方法。「例 如昆德拉，他筆下的人物其實只是協助對音樂性、賦格的操作；卡謬的《異鄉人》則是思考人孤獨與存在等抽象的哲學命題。這些在哲學層面的思考，我們在華文作 品中似乎不常見，而站於這個立場來看，常有一種說法，就是我們的小說呈現的是『加法』、『乘法』，但西方作家的作品已到了『二次方』的程度。」駱以軍還舉 出了近年備受注目的法國作家韋勒貝克的作品，如《無愛繁殖》、《一座島嶼的故事》、《粒子》，跟董啟章的作品同樣對他有深刻的影響。 「（那 麼新生代的港台作家呢？）你這個問題，如果說是香港現在三十至四十歲的作家，因為我根本還未開始看，真的不好評論。至於台灣，我想至少有六、七個已有準備 走下去的能力。例如甘耀明的《殺鬼》，他有學馬奎斯，用魔幻寫實寫台灣寫鄉村，同時也有自己的特色；又例如童偉格，他的小說哲學十分複雜，也許跟他讀外文 系有關，他長期讀卡夫卡、略薩、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因此他同樣寫台灣鄉村，卻並非只製造台灣本土情境哀愁或技術上的眩技，而更傾向同步於西方小說大 師，關注時間的處理，思考傷害、羞恥是什麼，思考我如何成為孤獨的個體，這些都是西方小說的命題。之前他的《西北雨》出版的時候反應較淡，我還想在書店以 不同的切入，如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救贖觀念、略薩談故事如何傳遞等談他的小說。」 運動員的下半場反過頭來談自己的下一輪創作， 駱以軍一如以往提出了十分有趣的比喻：「我現在感覺寫作是分上、下半場，三十歲前後時是上半場。那時候會談文學的啟蒙，談誰影響自己，如太宰治、三島由紀 夫等人的啟蒙，並構成了作家的自我意識。如果在這個大關口撐過去了，能交出兩三部長篇，大概就不會感到害怕。可是下半場就更辛苦，正如一個不斷訓練自己的 職員運動員，我們的腦袋就正如姚明的腳腕，要承受各種運動性的傷害。可是運動員尚且有各種頂尖的護理、教練保護他。問題是在台灣、香港寫小說過程並沒有， 自己就是自己經理人、防護員、教練、心理醫生，告訴自己這階段要盡量避開運動性傷害，告訴自己是最好的要頂住寫那麼辛苦才賣二千本，到三四十歲仍未有正常 職業的壓力，千萬不要崩潰。」（原文刊登於2011年3月12日《信報‧讀書增值》）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