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tude

《沙城》：八十後的思憶與遺忘

「也許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是一種生活最為充實的象徵，負擔愈重，我們的生活也就愈貼近大地，愈趨近真切與實在。相 反，如果完全沒有負擔，人會變得比大氣還輕，會高高地飛起，負擔愈沉，離別大地亦即離別真實的生活。」巫俊峰的《沙城》難免令我想起了昆德拉筆下的這一 段。當許許多多歷史真相早被一頁一頁地刪除，原本在場的人也隨着時間的流逝一個接一個離場，而人─如主角恩，又或如導演─一旦獲得了重返並了解過去的機 會，他們將選擇什麼呢？到底是沉重，還是輕鬆？ 缺席者的選擇 電影以一次搬遷為起首。十八歲的恩應母親之意搬到 祖父母家暫住，在這一段暫居的日子中，祖父向恩展示了大量他的父親年輕時的收藏品，包括一部舊式相機、當年學運時拍下的菲林底片、父親寫給母親的情信等。 當恩接觸得這些零星遺留下來的物件愈多，他愈發現自己對父母的過去竟是毫不認識，蒼白一片。他因此尋根究柢，嘗試去了解有關父母親當年的種種，然而在同一 時間，祖父卻突然離世，使他不得不求助於患上老人癡呆的祖母，以及試探將往事牢牢保守的母親。 一如巫俊峰以往的短片作品（如《嘉東賦格曲》 中同性戀兒子與母親的情感角力；《全家福》中對家族中人秘密性關係的探索），《沙城》同樣貫穿了「家」的母題，交代了主角與父母、祖父母三代人之間複雜的 倫理關係。不過，在這首部長片當中，導演顯然想將圍繞「家」發生的問題拋擲得更遠，如在他首齣短片《過客》（2005）及後來的《解散》（2008）已見 片鱗半爪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 ity）命題，在《沙城》中明顯有更深層的探討。 在電影前半部分中，不同的片段已暗示 了恩的特質：他對新加坡歷史茫無頭緒（得向歷史系朋友提問），對家族歷史漠不關心（寧願打機也不聽祖父談關於父親的軼事），甚至得依靠出生於中國大陸的女 友的解說，才能明白父親以繁體字寫成的情信。到祖父離世，必須跟母親、祖母有更多的接觸時，恩才惘然發覺，他在家族史中原來是唯一的缺席者。母親大有可能 欺瞞着有關父親的往事，可是患有癡呆症的祖母卻又無法將父親的生命歷程給他完整的講述一遍，恩頓時失重─究竟父親是否曾是「共產黨」而被「洗腦」？為什麼 要逼着（中風的祖母）信奉天主教？母親為什麼要掩藏曾是學運成員的身份，甚至如今戀慕軍官，棄與亡夫之關係於不顧？而他，作為一個即將入伍的十八歲青年， 於這片陌生的土地來說，又算是什麼？ 負重等於真實  巫俊峰在接受媒體的訪問時曾經說過，《沙城》或多或少可視為 他的半自傳之作。他原本想以《沙城》追悼患有癡呆的祖母，卻從祖母的故事開始思考新加坡的歷史問題。1956 年新加坡發生了所謂的中正中學學生運動及暴動，反對當時的殖民政府以英語為本的「4+2」教育學制取代原來「3+3」的中文教育學制。事件最後以流血收 場，不少學生被拘禁或放逐，原來為維護中文教育的運動最終演變成「共黨」反政府的政治鬥爭，而電影中恩最終得知父親那一段身為「學運領袖」、「共產黨員」 的過去，正是以上述的歷史事件作為藍本。 由於對過去的不關心和不主動了解，出生於八十年代以後的新加坡青年（如主角恩）往往對本土歷史茫然 不知，而這刻意遺忘的結果，更終無可避免會轉化成身份認同上的困惑。而當恩因無父而難以定義自身的同時，導演似乎對觀眾提出了一個更逼迫的問題─假若我們 任由歷史遺忘症蔓延，對家國的過去不聞不問，那麼隨着上一輩人的陸續「退場」，終有一天我們將面臨一片無法修補的極大的空白，猶如電影中祖母缺了一塊的拼 圖般，永不能還原。 在沉重與輕鬆之間，導演站在了趨近真實的一方。這或許是導演身為「80 後」青年的自省，也可能是他對同代人最誠懇的忠告─始終你還是得為你的生命作出選擇。 （原文刊於2010年12月2日《信報‧影評》）